游戏上架企业的根本目的不是利润，利润只是企业的某些拥有者——企业家的目的。所以，企业或许能造就富有的企业家，但企业家的富有是以牺牲企业为代价的。
在《人类简史》中尤瓦尔·赫拉利对公司做了一个很新奇的定义，所谓公司不等于产品，不等于账户上的资金，不是林立的高楼，甚至与全体员工及董事都毫无关系；公司没有任何具体的载体和肉身，不是任何具体的实物，而是我们的共同想象。
所以世上本没有公司，相信的人多了，也便成了公司。对于一个本不存在的东西，越想着将其变现、将其作为牟利的工具，越是在靠近想象的边缘，强迫着众人从关于企业的梦境中挣扎着清醒。而企业的作恶无疑是在最大限度的消耗我们对一个企业成长、造就社会价值可能性的想象。
既然企业是一场想象，那维持企业的“基业长青”，最重要的是培养大众的“信仰”。它可以是企业文化、是社会责任、是人类愿景，但绝不是经济利益。守护消费者的“信仰”，才能守住企业的生命力。
本篇文章首发自中欧商业评论，作者邓新明，以下是智库为您带来的精选分享：
中国其实并不缺乏优秀的品牌制造者，但是很多优秀的企业却很难做到“基业长青”。很多企业有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每一次赚钱的机会似乎都把握住了，甚至为了赚钱牺牲价值观也在所不惜。如果将时间的历史跨度拉得更长些，没有价值观与灵魂的企业又岂能真正走得长远，注定是“过客”而已。
2018年7月份的“疫苗事件”让武汉生物与长生生药二家公司迅速升级为全民讨伐的对象。但是，人们还未从“疫苗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某地产集团的“楼倒塌”事件又刷爆了朋友圈。当人们正在声讨并反思中国房地产企业不可持续的“高周转”模式时，“某滴事件”又敲响了人们对出行安全的警钟……当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企业之恶中“陨落”时，人们不禁在问：企业之“恶”为何如此没有底线？
作为一名在高校讲授“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课程近十年的教授，尽管为了教学，曾刻意收集众多的企业不讲道德的事件或案例，以作为教学之用，自问对企业之“恶”的现象相比普通公众而言有更多的见怪不怪的“淡然”心态。但此次的“疫苗事件”又再一次击穿了我的认知底线。我不禁思考，企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一家企业，眼中只有赚钱，甚至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它的活着，其实还不如死去！
曾就“在‘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课堂上向EMBA/MBA学生或企业家们“灌输”情怀、价值观等是否有用”的话题与来自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的一位教授进行过互动，他认为与企业家们谈情怀、讲战略，确实重要。但是，当我们站在如此高的层次与芸芸众生对话时，他们能真正被触动多少？这也恰恰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
作为大学教授，我追求的或许只是课堂上学生们在某一个瞬间的被感动。至于他们“感动”过后，回到实际的管理运营中，重新投入到KPI驱动的战术性事务中时，有可能又会将课堂上的“情怀”与“愿景”置之脑后，回到其过往的常态，则是我们驾驭不了的。但只要有1%，甚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企业家们在课堂上能够“顿悟”，则是大学商学教育最大的成就。
早在2005年，美国两家大公司的掌门人曾就企业的目的进行过公开辩论。Whole Foods的麦基说，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提供高品质和高营养的食品来促进人类的健康和幸福。赛普拉斯半导体的罗杰斯则说利润是第一位的。事实是罗杰斯的公司23年来累计是亏损的；相反，麦基的公司是财富500强中业绩最好的食品零售商，27年来创造了巨大的股东价值。
这跟管理大师柯林斯的发现是一致的，他和合作者研究了索尼、默克、IBM等18家“高瞻远瞩的公司”，发现高瞻远瞩公司能够奋勇前进，根本因素在于指引、激励公司上下的核心理念，亦即是核心价值观和超越利润的目的感。同时，高瞻远瞩公司也是高效率的赚钱企业。因此，柯林斯认为，“不以利润为目的的企业，往往更能创造利润。”当然，以利润为目的的企业，也可能赢利，如果它能有效率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企业的目的应该是它的愿景与使命，迪斯尼的使命是“用我们的创意，为社会提供快乐”；阿里的使命是“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沃尔玛的使命是“让穷人也能买得起富人才能买得起的东西”；福特的使命是“让汽车大众化”……，以上企业的使命陈述中都没有“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陈词滥调。赚钱其实只是一种结果，理想（愿景和使命）才是企业的真正目的。
中国其实并不缺乏优秀的品牌制造者，但是很多优秀的企业却很难做到“基业长青”。曾经有多少看似强大的企业在一夜间成名，叱咤风云三五年，却往往在遭遇到各种丑闻（包括财务造假、产品质量危机等）后便如“多米诺骨牌”一样无情地垮下去，并且是一泻千里，不可收拾，比如三鹿奶粉、冠生园、秦池等一批中国旗舰企业。
这些企业有如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每一次赚钱的机会他们似乎都把握住了，甚至为了赚钱牺牲价值观也在所不惜。即使是目前，仍有很多企业不能做到以前车为鉴，比如某度的“竞价排名”、某滴的“顺风车出行”等。如果我们将时间的历史跨度拉得更长些，没有价值观与灵魂的企业又岂能真正走得长远，未来将注定是“过客”而已。
事实上，现实中一些企业并不是没有价值观，它们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价值观和使命，只是它们的价值观是挂在墙上、锁在文件柜中的，从来都落不了地。或者更确切地说，当价值观与KPI发生冲突时，它们会选择牺牲价值观追求KPI。
曾经的能源巨头、在财务丑闻中轰然倒塌的安然公司，价值观是“尊重、正真、沟通、卓越”。当你遇到安然的员工，如果你说，他们的价值观根本不是所谓的“尊重、正真、沟通、卓越”，而是“见钱眼开、视钱如命”，安然员工的反应也许只是会心一笑，甚至会佩服你的“火眼金睛”，因为你作为一个外来者，也看到了现象背后的本质。
也有真正严格恪守并践行价值观的企业，比如Google。其前CEO施密特在畅销书《重新定义公司——谷歌是如何运营的》中曾提及一个故事，当Google推出其搜索引擎的广告系统GoogleAds项目时，也曾对其盈利模式进行过内部探讨，其中有一种声音是通过竞价排名来赚钱，而且通过测算竞价排名将给公司每年带来365亿美元的广告收入。但当这种提案在董事会讨论时，会议现场有人拍案而起，认为这个提案根本就不用讨论，肯定不能实施，原因是违背了Google的“Not be evil（不作恶）”的价值观。
价值观有力量吗？对于优秀的、想实现永续经营的企业而言，当然有。但对于那些单纯以赚钱为目的的企业而言，价值观只是一句口号和标语而已，没有任何力量可言。现实中多少企业出了管理问题，总是热衷于“心灵鸡汤“般的只言片语，却不能进行系统性的反思，其最基本的管理责任和义务总是被屡遭践踏。因此，当企业的价值观与KPI发生冲突时，企业该如何取舍？答案不言自明。
在《商业伦理与社会责任》课堂上，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我的企业刚创立，还处于生存期，‘活着’才是最重要的，哪有能力讲社会责任？”
阿奇·卡罗尔（1983）曾提出一个社会责任的金字塔模型（如图1所示），认为社会责任是一个多维度的体系概念，包括四个维度，其中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是基础性的社会责任（比如拖欠员工薪水、不偷税漏税等）；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是高级别的社会责任（比如捐款、捐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