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学青年的生与死 木生手记

这就是我从心底发出的祭文了，为了一位名叫董业冰的残疾青年奇异而又沉痛的文学人生，为了他那徘徊在天堂与炼狱之间、希望而又绝望的生命。携妻将子，摆地摊、贩青菜、修皮鞋、用残疾人的机动三轮在火车站拉客，也要坚强地生存着并延续着自己的文学梦。作为朋友，在他生前没能给他以实在的帮助，却要在他死后罗唆这些没用的文字，这既是缘自一种苦苦的追念，也权作一次稍稍减轻心灵重负的忏悔之旅吧。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的第一次握手，是1996年深秋的一个雨天，他到报社送他刚刚创作的诗稿（山东济宁日报，我那时正做文艺副刊的编辑）。送他下楼，怕他不方便，想扶他一把，但他拒绝，拄着双拐铿锵地一阶一阶地下着楼梯。他见不能阻止我送他，一出大门便靠着停在门口的手摇三轮车，腾出右手来急急地道别。握别的手瘦大有力，虽然沾有着雨水却没有丝毫滑腻的感觉，直如扳手旋住螺帽一样地扣紧着你的手，透着真诚与信任，当然也有期待。

诗歌写得虽然短小却有新意，确定要发，却又没能很快编发。编辑的心有时会在长期阅读杂乱来稿的时间里生出膙子来的，于是也就淡忘了这个叫董业冰的残疾青年。有一次下午下班的时间吧，天已经很冷也几乎就要黑了，我在报社门口又碰到了他。寒暄，握别，还是那样扳手旋住螺帽一样地扣紧着你的手。传达员问我他是我什么人，说已经好几次在门口等了。歉疚忽地就悬在了胸口，我知道这是个特别自尊要强的人，他不好催问诗歌的结果，却又那样热切地盼望着结果。

很快地就发表了他的一首诗歌，他说这是他一生里第一次发表作品。又接连发表了两次，我慢慢便知道了他写作以外的许多事情。

因为小儿麻痹症，更加上出生在缺医少药的微山湖区一个特别贫寒的渔民家庭，致使双腿从小就彻底失去了走的功能。他说“从我记事起就是一个在地上用膝盖和双手爬着走路的残儿”。

不知为什么，这个用膝盖和双手爬着走路的残儿，却对文字有着一种近乎迷醉的向往。小小的董业冰，甚至觉得他们家周围的湖水，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织成的。6岁那年，他再也无法忍住镇小学招收新生的诱惑，就一个人用膝盖和双手爬到离家二里多的学校，眼巴巴地仰望着老师与校长，恳求报名上学，并保证能够天天按时到校。校长与老师对望了一下，再看看他满手满膝的泥土，迟疑再三，还是让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把他背回了家。他说他从此就彻底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再也没能走进过学校的大门，他说他从此就走上了一条漫长而又艰辛的自学之路，他还说那天那个高年级学生湿透了的背，不是因为汗水而是因为他痛哭不止流下的泪水。

这个小小的残儿，不能上学却把天地万物都当成学校了。他不放过看到的每一个字，直到把它们刻在脑子里剜也剜不走。他不放过每一个识字的大人，向他们问询只会说却写不出的文字。邻居家上学的小伙伴们背书，那是他最为幸福的时刻，他就会跟着他们默默地记、默默地背。常常是小伙伴们还没有能够背诵，他却已经熟记在心了。没有本子没有铅笔，湖水土地就是他的纸、草茎树枝就是他的笔了。直到可以查字典词典、可以读懂厚厚的书籍，其间所经历的苦与乐、酸与甜，膝盖与双手所爬过的路途以及一路留下的血迹和血迹中的屈辱与痛苦，就是他自己也无法完整地道出。

这个曾经因为爬行而将自己局限在一个狭窄天地间的人，却在一本本的书中感到了一个无限辽阔的世界。人的心是可以盛下江河湖海的，而他正有一个颗满蓄着感动与热爱的心，人的精神是可以逾越一切障碍与束缚从而穿越古今与中外的，而他正有一个健康而又富有着幻想的头脑。他梦想着可以用手中的笔让自己卑微的生命在没有畛域的时空里飞翔，像鸟儿那样自由而又美丽地飞翔。

只是他哪能料到，用膝盖与双手爬行的路，更加地充满着沟壑与荆棘。

这是让他刻骨铭心的1997年。他是燃烧着青春的火焰从微山湖的家乡来到济宁市创业的。但是他怎能料想商海会这样险恶无绪、面对钱财人性会如此的贪婪与狡诈。

一败涂地。血本无还。身无分文的男子汉，还要面对执意要分手的妻子和只有几个月大名叫龙飞的儿子。

从小就不向命运低头的董业冰，没入在一片黑暗之中。他何曾惧怕过失败？只是他窥见到的人性的丑陋与人情的酷薄，让他心寒胸堵，让他觉得活着了无生趣。不知是要永远地没入在黑暗里，还是尝试着走出黑暗，董业冰从济宁来到泰安，他要驾着双拐，独自向着常人都要畏惧的泰山“爬登”。它是那样巨大高巍，似乎能压扁人的身躯。他不去看它的巨大高巍，只管驾着双拐一磴一磴向上而去，甚至也不顾身旁众多而又异样的眼神。再巨大高巍，总有巅顶，爬上一磴就会离巅顶近上一步。终于，十八盘近了又过了；终于，南天门近了又过了，要去的舍身崖就在目及之处。董业冰驻足凝神，良久良久，却驾起双拐，掉头而回。他突然明白，自己已经在一败涂地的时候舍过身了，他要重新来过，更勤更力地谋生，他要不顾一切地去追求自己神圣的星空，尽快地用他心爱的文字，砌起一条向上的路来。

有生以来的酸甜苦辣真的就是一笔丰实的财富了，它尽管只是人类长河之中的一滴水，可是如果将这一滴水活跃在这条长河之中，这短暂的人生就能够长久了。世间的欢乐，世间的痛苦，人性的美好与狰狞，人心的善良与险恶，都在自己的胸中演成着无数幕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戏，怎能忍心让它们自生自灭、来有形却又去无踪呢？人生的痛苦与心灵的哀伤，可以通过瞎子阿炳的如泣如诉的二胡，在世代人类的心上引发深长的共鸣，而这一切如果也能够通过自己的笔在人们的心上引发深长的共鸣，那将是一种多么幸福多么快乐的人生啊。他常常会在深夜里独自仰望夐远华丽的星空，那就是他梦想与追求的地方了，虽然夐远华丽却又朴素近切。在那里，一切的痛苦与哀伤都结晶为幸福与欢乐，一切的狰狞虚伪，都陶冶成充盈着真与善的大美。他甚至幻想着有一天，自己就是一颗金子样的星星，闪亮在这夐远华丽却又朴素近切的星空里。

身体极度疲惫，却唤醒了从未有过的心劲。

还有，当面前的门一下子堵死的时候，正有一扇透着人的美好的窗户向他打开了。从泰山下来回到济宁那个又小又乱的窝时，有个叫周银玲的姑娘正在家中等着他。等来他，字字清晰地给他说：“如果你不嫌弃，我这一辈子就跟着你！”

就是这个叫周银玲的姑娘，曾经一再地劝说董业冰的妻子，劝她别钻牛角尖，看在孩子小和业冰难的份上，好好地过日子吧。可是人家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和好的路堵死了，她说：“我不可能跟一个瘸子过一辈子。”一句话也把业冰伤透了，那就离吧，女的拍打拍打身上的醭土丢下不满一周岁的龙飞就走了，一个家也就这样散了。

周银玲当然是对董业冰的遭遇与现状有着深切的同情。可是光有同情，一个黄花闺女是不会以身相许的。是一个沉甸甸的爱字，给了她勇气与力量。她本来不认识他，只是听工友们说附近有一个会写诗歌的残疾人。她是好奇，就跟着工友们来看他，来看他，还口无遮拦地说了句让业冰难堪的话：“不就是个胡子拉茬的小老头。”业冰反问她：“你说我多大了？”她这才害羞地将问题掷回去：“多大了？”当她知道这个“小老头”才30岁时，可就银铃般地笑开了。其实，她一见他就喜欢上了他，他端正的脸盘透着一种正气，他好看的眼睛流动着温柔与热情和男人的一种坚毅与担当，当然还有从他那些诗歌里，看到的一颗人间难得的心肠。这个有着一颗慧心的姑娘，更是透过这个落魄与残疾的身体，看到了一片她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精神的天地。在这片天地里，她看到了让人惊喜不已的人间的美景，这美景已经超出了物质的控制，呈现着越是寒冷越是散发着温暖的力量与坚定、包容与透析。于是，她在贫穷之中看到了一般人所没有的富有，甚至忽略了残疾看见了一种博深、一种伟岸，还有能够照耀与体贴女性的明丽与婉曲。她以那种有着慧心的女人所特有的本能，洞悉并直达这个男子内心的最深处。爱，也就像六月间的麦子，一下子就金黄起来。

让爱在心里埋着，也不能不顾现实。对于周银玲“我这一辈子就跟着你”的誓言，这个胸中常积着人间冰块的男子，这个刚刚被失败打入绝境的男子，一下子就让暖流撞得不知所措。

周银玲有一个很大的家族，她又是这个家族的长女，她的行动遭到了全家族的反对。对于一个女性，一个爱字，是可以无所不能的。

表面上已经向父母与家族妥协的银玲，在心里却做出了她这一生最为重大的决定：跟定这个人，厮守一辈子。

爱情上的事，阻力反倒能够促进能够促成。1997年7月26日傍晚，她带着以企业集资的名义从妈妈那里“借”来的1600元钱（这将是他们这个新家全部的财产），扔下丝毯厂的那份工作，将双拐递到董业冰手里，再抱起龙飞，就坐上了去省城济南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这是他们开始离家流浪的日子，也是他们正式结婚的日子，证婚人就是怀中的那个不足一岁的龙飞了！

久了没有董业冰的信息，不见他再送稿件来，也就想，青年人一时的业余爱好罢了，热度一过也就不去动笔了。记得是1997年的年底吧，我突然接到了一封厚厚的从济南寄来的信，一看那熟悉而有力的字迹，就知道是董业冰来的。他详细地说着他在济南的流浪生活，说着让他感佩不已的妻子，当然，最多的还是谈着他的文学梦。信中就有着这样一段让我难以忘怀的话：“我热爱文学并一直没有停止过走上文学之路的梦！只是现实使我不能专一的去搞文学，因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但无论怎样，我都得把我的经历写出来，给善良的人们一个欣慰，给弱小的人们一个活着的支柱！”

没有钱赁房，没有钱吃饭。一个沉陷于社会最底层的残疾人与他的妻儿，又失去了家人的理解与援手，他们几乎是从到达济南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为了生存下去而拼尽全力地挣扎。好歹赁了一间西屋安顿下来。龙飞正小，银玲只好在家看护孩子，摇着三轮车的董业冰，便将养家餬口的担子扛在自己的肩上。跪着，爬着，天不明就要占好位置，将地摊摆好，卖鞋垫、童装、针头线脑，春天时就卖上阵子风筝，春节期间又会改卖春联、汽球（是大的气球，进价一元、一元二三毛，可以卖到五、六元钱——作者注），在有重要演出的时候又会在演出场外卖望远镜等，不管热天冷天，也不管下雨落雪，天轰黑许久了也不舍得回家。他恨不能一天24个小时都在外面挣钱，渴了不敢多喝水，一个残疾人连方便一下都要作好多的难。饿了还不舍得吃，省下几个钱，就可以为家中嗷嗷待哺的儿子买上袋牛奶。一年365天，除了大年初一，哪一天不都在外面叫卖？

一个有写作的权力、又能写出优秀作品、也以写作为幸福的人，却让残忍的命运与严酷的生活将其权力、追求与幸福剥夺殆尽。

翻开他的已经有些黏软的日记本，我看到的是一种怎样的生存状态啊。

“上午冒雪去卖年画，槐苑广场前不让摆摊，我就又顶风雪摇到八一立交桥下。可熬到下午两点多，在寒风呼啸雪花飘飞里却只卖了4元钱，因为肚中没有饭食冷得浑身发抖。只好又回到槐苑广场原来摆摊的地方。就在雪中出摊吧，爬坐在雪中直到天黑9点多了还不能回家。年二十八了，不卖点钱怎么能行？明天就是年唇了，就是仍然下雪也得出去摆摊，不然进的这些年画就会被压住。年，对于人家生活好的人来说是年，可对漂泊谋生的我们来说，却是更加难度的日子。”——2001年1月22日

 “到济南谋生至今已是4个年节了，我却4个除夕都是晚上9点多了还在马路上叫卖。”——2001年1月23日，除夕

除夕，对他来说则是一个更加悲辛交集的日子。那个平时专好找他的茬、欺负他、撵得他四处跑的胖子员，那个蛮横得不知姓啥的穿制服的人又来了，接着就是训斥、推搡，毁坏东西（也许是受他的气太多了，实在无法一一吞咽，文雅而又宽厚的董业冰，竟然在日记里称“XXX这个‘王八蛋’”、“没有人性的XXX，逼得我本来就难做的生意更加难做了”）。卖了一天的气球，也就一天在地上跪着爬着用手给气球打气。等到在风雪里摇着三轮车走近妻儿渴盼着的家门时，两只胳膊已经火辣酸疼得抬不起来了。

我惊异地发现，在他来济南所写下的十来本日记中，仅有两天的日记里，有着纯粹的欢乐的亮色。“长诗《三爷爷的故事》终于完稿。这几天，不再想出摊的事，都在家里修改诗，真有了飞翔的感觉”（2000年1月13日），“阴有雪，心情却少有的晴朗。一天都在改长诗，”（2000年1月15日）！

是的，这个泡在苦难之中的人，并没有让心上的那个文学梦熄灭。虽然这是他最后10年里仅有的几天能够纯粹写作的日子， 虽然这个梦想被生活逼迫到了心底的最远最深处，可是最远最深处不就是让人心醉的星空吗？那个星空，如果有情，当是可以为这个残疾青年的梦想所感动了。

只是董业冰还没有料到，更大的打击就要接踵而至。积劳能够成疾，积忧更会坐成大疾，积劳积忧的董业冰就要在他的青年时代进入到生命的冬季。他所仰望的星空，离他更加的遥远了。

从2000年底，他就已经感觉到了身体的异常，不能吃饭，浑身无力，小便呈着浓浓的黄红色，更加上从未有过的难受。他越是不愿意往深处想，越是确切地明白，自己是得了大病了。但他忍着，瞒着，拖着，他在日记里说：“我不敢去查体，漂泊异乡，朝不保夕，哪有看病的余钱？”直挺到2001年2月4日，难受得实在挺不住了，他才起了个大早，在寒冷里摇着三轮车朝着省中医大附院走去。这可是单趟就有16公里的路途啊，他那已经病得没有了力气的双臂就在这寒冷里竭尽着所能。好在遇到了一个善良而又耐心的专家，给他做了全面检查后，十分严肃地说“我诊断你患了胆囊炎和肝炎”，并给他开了乙肝五项和胆红素各项的血液化验单。但是即将面临严重情况的董业冰没有去化验，他拄着双拐，艰难而沉重地从内科的三楼下到一楼。身心俱疲的董业冰，放下双拐，就萎在一楼靠门的墙角里。阴沉的天，又下起了纷纷扬扬的大雪，他的心也已沉入在冰窖之中。想想跟着自己受尽了苦难的妻子，想想年幼无辜的儿子，再想想自己残疾的身体所承载的命运，热泪就簌簌地不止了。在这样人声嘈杂的大医院里，在这样人间的冬季，谁会注意萎在墙角里这样一个泪流满面的残疾人？冬日的天竟这样的短吗？暗淡而又凄清的黄昏就在不觉间近了。毕竟，家中有他挚爱着的妻儿，没有去化验的业冰，又摇起三轮车，没入在大雪中。

他是怎样在纷扬的大雪中将沉重的三轮车摇回家的？我只在他当天的日记里，读到了下面的话：“如化验出结果来又该怎么办呢？自己没钱治病，而兄弟姐妹没有一个肯帮助我的，更没有一个能够帮助我的亲戚和朋友。仅有的就是那点几年来省吃俭用、准备给孩子上学用的学费3000元，这点钱又是全家三口人的生活备需和希望。几天来，思前想后真是无路可走，就是借，也没有借的地方啊！”

我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朋友”中的一个！我们这些个所谓的正常人、健康人、有“单位”有“身份”的人，都在津津有味地忙活着自己的前程，沉湎于自己的功、名、利、禄。我们可以玩似地将电脑换了一代又一代，可以轻松地旅游并为了旅游置办起高档的照相机、录像机，我们可以为了评职称弄些狗屁不如的“论文”或者“著作”，我们可以随便地在一顿酒席上花去千儿八百（当然大部分是既显派头又不用心疼的公款，每年数千亿的吃喝款有多少是被轻易地糟蹋掉的？）……可是谁有心思有工夫去想到这个萎在医院墙角里走投无路、簌簌落泪的残疾人？我只要紧一下手头，是能够拿出可以帮助他治病、可以延缓甚至挽救他生命的钱来，可是我没有！那是在他得病之后吧，他托人给我送来了两架大而漂亮的风筝，还有两盘有着滑轮的放风筝的线。当时，我还从风筝浪漫地构思着一个残疾人精神的飞翔，想着他春日里卖风筝时的惬意。那正是他陷于绝境的时候啊！其实，济宁离济南并不远，不过三四个小时的火车或汽车罢了。只要去看他一趟，就会知道他的身体与生活状况，也就有了改变他的身体与生活状况的可能。可是我却没有，从他1997年走后的10年里再没有去看过他，甚至都很少想起过他。确实也曾动过去拜访他的念头，并且事先打过电话，他甚至都已经准备用他拉客的三轮车去车站接我。可是我还是因为所谓的“忙”而没能成行。我固然厌恶结交官场上的“朋友”，我也曾自信与底层的人有着天然的亲近与相通。可是，我并没有与他们共患难的行动，这就是虚伪。

更让我悚惊的是，我发现自己正“舒舒服服”生活在一个残忍而又冷漠、黑暗却又庞大的土壤之中，并随着这个早已腐烂了的土壤沉沦、滑向朽坏的深渊。这个土壤，包裹着“数千年历史”的斑斓的衣裳，可是内里却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自私着却还要打着堂皇的冠冕，受着暴虐却又会崇拜暴君（实则是巴结谄媚，以求这个暴虐多加在别人头上一点），而对于别人的痛苦与不幸，少的是怜悯多的是幸灾乐祸，并能够用他人的不幸来衬托出自己的幸福来。鲁迅先生在1933年时就说过：“在中国，尤其是在都市里，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车摔伤的人，路人围观或甚至高兴的人尽有，有肯伸手来扶助一下的人却是极少的。”（《经验》）75年过去了，这种“看客”的心态，还在成为着社会的主流。不然，这个有着高远的追求而又高尚善良的青年，不会在泥淖里挣扎10年而鲜见帮助；不然，这个高贵的生命，不会危在旦夕却无处求助。

簌簌落泪的董业冰，在为我们敲起着警钟。

不能再让董业冰们的梦想永也不能实现，不能再让董业冰们簌簌的落泪。一个社会，如果数千年间永远是官僚群体富得流油、幸福快乐，而民众尤其是残疾人在内的弱势群体却要承受困苦与艰难，那这个社会肯定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甚至从根本上失去了它的合理性。

好在他有一个好女人。丈夫不能劳动了，她就用一个人的肩膀扛起整个家庭，早出晚归地贩卖青菜，还要插空回家照顾他们爷俩，做饭，熬中药。

在穷困与病魔的碾轧之下，董业冰到底还是挺过来了。他从三次肝昏迷中挺了过来，因为有妻子爱的召唤与照耀。他从绝望中挺了过来，因为在他文学的星空里，还闪烁着希望的光芒。诗的火焰，有时又会在他被黑暗笼罩的心上耀动。他开始整理自己的诗歌与散文，一首又一首，一篇又一篇，公公正正、一笔一划地誊写在投稿规定的稿纸上，他甚至还记得报刊杂志标点符号也要占一个格的要求。

省城济南毕竟比地级市济宁阔绰多了，各种报纸、刊物真是热闹非凡。他开始用心地向省里的各种报刊投寄自己的作品。周银玲回忆说：“他投了好多的稿。”

最终当然是全部石沉大海，他的那些一笔一划公公正正抄出的稿子，全部没有下落。

他甚至开始怀疑起自己的作品，有时会一时暴烈地将自己的文章与诗稿撕得粉碎。这让他有了隐隐的恐惧，因为这种怀疑将会动摇他这一生对于文学的追求。好在心上的那份虔诚丝毫没有犹疑，还有身边那些名著的样板，都让他最终保持着一种反叛式的自信与坚定，保持着对于那个几乎可望不可及的星空的追寻与仰望。

当我们的知识分子将稻粮谋放在首位，而将需要骨气、良心守护的对于正义与真理的追求与坚守丢弃不顾的时候，当我们的作家热衷于官场名利场、任由心智堕落而远离底层的苦难、放弃批判的天职的时候，当我们的记者，不再独立思索，只是沉湎于会议、明星、企业家，从而羞于作民众的喉舌而异化为“宣传”的侏儒的时候——这样一个穷困潦倒、身罹重疴的残疾人，却用一颗勇敢而又健康的灵魂去仰望那个纯净而又迷人的星空。

但是，2002年9月14日，一个晴天霹雳就在他头上炸响了：查肝功和B超的结果，早期肝硬化。心就像被人撕碎了一般的董业冰，把手中的检验单撕得粉碎，又茫然地撒在地上。这就是他活着的人世吗？他从来都以柔软的心肠对待这个社会，从来都是给他人以善意以帮助，就是在自己一家生活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也会忍不住要向乞讨的老人或孩子送上一双鞋或者一双手套。

有雨正急急地洒着。路上的行人或加快了脚步或躲在马路两旁的建筑物下避雨。董业冰却不管这些，径直闯进急雨中，任风吹雨打。雨很快就浇透了他身上的那点衣裳，在这喧哗的城市里，他显得如此瘦小，犹如一片无人问津的落叶。世上的一切，似乎离他那样的遥远，无人知道，他的心中正滚动着隆隆的雷电。

为什么？这是为什么？！他用尽所有的力气摇动起三轮车，不知要往哪里去，只是朝前摇着，摇着。他不知道，是怎样从省中医院摇到泉城广场，又从泉城广场摇到了五龙潭公园，摇到公园的一片没有人迹的竹林旁。他双手向上举着双拐，让满是泪水与雨水的脸朝着苍天，像一只濒临绝境的野兽一样嗷嗷地怒吼着：“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

董业冰终于可以卸下这沉重的苦难了。2007年5月27凌晨4时多（业冰是一个摆地摊的残疾人，不如那些个伟人们，非要具体到几分几秒），他在济南传染病院平静地死去。他的爱人周银玲说他“走时愣安详（愣，在鲁西南微山湖区是“特别”、“很”的意思）”。

虽然是终于卸却了几至无法承受的生之沉重，可是他还是对于生拼命地留恋着。26日整个上午，他都不放松地抓着妻子的手，缓缓地轻轻地却又真切地与她絮叨——

“我要是再撑上10年多好，那时咱的龙飞就23岁了，该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吧？撂下你一个人就走了，媳妇，你不会怪我不仗义吧？龙飞是个好孩子，尽可能供他上大学。平时如果管不了时，也别太难为他了。我怕他将来知道自己不是你亲生的再不疼你，就把那本咱们恋爱时写的日记烧了。

 “上次肝昏迷，你为了救我就花去了两万多，这次又花了一万多，欠下的账只有让你作难了。这次我本来就不让你花这个钱，给你说这回是真的留不住我了，可你就是不听，非要想着法给我治。”银玲不想让哭为他送行，强忍住泪，以她特有圆润如琴的声音笑着说：“没有不行的事，俺说跟着你一辈子的时候，你还撵俺，这不就跟了你10年还想再跟10年嘛。”

业冰想起10年前那个情景，眼睛湿着，却也就笑了，依然抓紧着妻子的手说：“媳妇，你知道不，大夫都说你创造了个奇迹。要不是你，我2002年就不行了。那是我第一次肝昏迷，那天你还是夜里3点就起来去进菜，进好了菜，再回来给俺爷俩做好早饭。到了下午，你说你正在外面卖着青菜，突然觉得心口堵得慌，赶紧跑回家来，我已昏迷过去。你说这是心灵感应。你抱我抱不动，就背，又怕背坏了我，那时肝腹水已经很严重了。多远的路啊，你就背着我一溜小跑，汗都把你的头发湿得一绺绺的，你根本不顾。咱哪里住得起院呀，可你就是不听话，连个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就把我按在了病床上。蛋白针一针就是300多元，你一天累死累活却挣不了30元，可你还是商量都不商量，就打上。我的命，硬是让你给生生地扳了回来。扳回了我的命，又时里刻里护我疼我顾我。难时，咱连个鸡蛋都吃不起，可是你还是想法没断我和龙飞的瘦肉吃。不让你买，你就说‘人家能买5块钱的，咱不能买两块钱的？’可是轮到吃的时候，你却连叨都不叨。我瞅着你一个人担起咱们这个穷家，难得累得苦得你几乎就要撑不住了，心里疼得刀绞一样。哪天你不是天不明就去进菜，进菜回来吃一点剩的凉干粮就又出去卖菜？一干就到中午一两点钟才能回家来，赶紧扒上几口饭，就又出去卖菜了。

“还记得2000年的2月7号吗？是你撇下生意，硬逼着我上了三轮车，带着我上省中医院去化验。从咱住的地方到中医院，少说也得有十六七公里。那时正是北风夹着大雪，一下一下地扑打在你的脸上，就如鞭子一下一下地抽打着我的心。到了医院，虚弱的我已经拄不动双拐，你就将我背上背下的检查、化验，实在撑不了了，就手扶着楼梯扶手喘几口粗气。抽完了血，你给我买好了饭，打来一杯热热的开水，就又匆匆地赶回家去接放学的龙飞。等你安顿好了龙飞、骑着三轮车赶到医院，却等来了重型乙型黄疸肝炎的结果。媳妇，那天是你又在大风雪里登着三轮将我带回家。回到家，你却老是背对着我，怕我看见了你那哭红了的眼睛。”

银玲有些忍不住了，却还是笑着说：“能背你是我的福。别说了，都知道，歇歇吧。”

他们仿佛第一次看到了时间的模样、听到了时间的声音，竟是这样美妙地、静静地如水一样漾着滋润着他们的生命，业冰的声音犹如月下的船，就在时间的湖上移动：“我想，天下没有吃过这样多苦、遭过这样多罪的媳妇了。我实在看不下去我最爱的人这样受罪，就想到了死，想以死来减轻你的负担。那真是难得走投无路了，觉得只有死才能让你解脱出来。是你哭着劝我，哭了劝了整整一个晚上，泪水都把咱的枕头湿得呱呱的。你说‘有你在，咱们这个家就是完整的，哪怕你瘫痪到床上，咱也是圆圆满满一个家。你殁了，龙飞就没有了爸爸，世上那个叫周银玲的女人，也就没有了丈夫。每天我回到家来，空荡荡的，可叫俺娘俩怎么过？’你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再难再苦从来也没有打过退堂鼓，可你个老爷们，却这么不争气，连活都不敢活下去！’你说‘世上没有过不去的坎，为了我和龙飞，你也得漂漂亮亮地活下去。’”

有阳光从窗户里悄悄地潜入，正照着银玲晶莹的泪花，闪着七彩的光芒。

当26日的太阳正南的时候，在世上艰难生活了四十个年头的董业冰到底还是闭上了眼睛，停止了说话，进入了最后的昏迷，只是手还是不放松地抓着妻子的手。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说，因为物质的存在，时空是弯曲的。但是这个定理被两个挣扎在底层的青年人打破了，他们用爱情诠释了不因物质而弯曲的健全人性和健全人性对于物质世界压迫的反叛与抗争。这个即将走完他人生最后十几个小时的人，不是失败者，不是我们应该赐予同情的弱者。他是真正的强者，一个在苦难中尚念念不忘赠与我们“欣慰”与“支柱”的真正的诗人。文学岂止“能够拯救他、支撑他”，他献身文学的人生，也在拯救着我们。他们是悲剧，但不是世俗意义上的悲剧，而是古希腊意义上的悲剧——崇高。他们的人生，不仅是对社会不公的一种抗议、一种见证，更应该是对于我们灵魂的一种救赎。

妻子仿佛忘记了心上的痛苦与忧伤，只是轻轻地轻轻地抚摸着这双曾经在地上爬着却又支撑着头高昂着仰望星空的手。

她不在乎太阳的西去与落山，不在乎黑夜的来临与加深。他也不知道太阳的西去与落山，也不知道黑夜的来临与加深。谁说昏迷就是人事不醒？昏迷之中的董业冰，还在让泪水从闭着的眼睛里汩汩地流出。

只有大脑还在清晰如新。

他曾经生活在黑暗无助之中，他也亲历了世态的炎凉与人性的丑恶，他甚至有过愤怒与诅咒。也许，他就要真地归于他曾经一生仰望的星空中去了，他会将这些带到他的天堂之中并让神灵去谴责吗？不会的，不会的，从他那仍然汩汩流淌的泪水里，我体会到，他只会把美好带上，将爱与留恋遗赠人间——

他记着他童年时那个如南阳湖刚开放的荷花一样美丽无比的秦姐，那个给他笑脸又给他书读的秦姐。他记得工友朱大爷，他是自己闯荡商海时惟一一位不要报酬无私相助的人。

还有银玲的妈妈。业冰是把她真正当作自己的亲娘一样的啊，因为是她生养了这样好的一个女儿给他。是他从妈妈的身边夺走了这个原本是“贴身小棉袄”的女儿。他们“失踪”之后，这位身体有着病的妈妈，就四处寻找自己的女儿，都快找疯了。等找到业冰的老家南阳镇上，已经花完了手中的钱，两天没有吃上饭的妈妈就晕倒在了小巷里。是好心人找来了“110”，才把妈妈救回了家。业冰曾经给妻子周银玲说，你们家我最怕的是咱娘，如果我当面见到她哭着要自己的女儿，我就会忍不住要放弃了。妈妈的心，银玲知道，业冰也知道。那是到济南之后的七年还是八年？终于忍不住亲情的牵扯，业冰鼓了几次勇气，到底拿起了电话，拨通了妈妈。谁知，妈妈一句孬话也不说，还嘱咐：“你们也该要个孩子了，要个妮吧，我给你们拉巴着。”业冰听罢这句话，就再也忍不住了，大哭着，一声声地喊着：“娘，娘，娘……”打罢电话，幸福的业冰带着满脸的泪水抱着妻子喃喃着：“咱娘认我这个女婿了，咱娘认我这个女婿了！”

最让他牵肠挂肚的，是儿子龙飞。

还是个飞扬着雪花的日子。为了让妻子带着业冰赶上十几公里外的天仁医院的专家门诊，他们一家只好早上4点就得起床。正是贪睡年龄的儿子，也只好被叫起来背上书包。天籁一样的童音，就在耳边萦绕：“妈妈，别给我冲鸡蛋喝了，快走吧，别误了爸爸的门诊。”这就是学习拔尖的儿子，这就是穷人家懂事的儿子。再也无法看着儿子的成长了，那就让泪水汩汩地流淌吧。

最让他恋恋不舍的，当然是他的爱人周银玲了。

他们本来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他们也非常想有自己的孩子。可是他们却不能要也无法要自己的孩子，那个已经怀孕了6个月的孩子。他与妻子一起讨论了一个晚上又一个晚上。这样的穷家，怎能养活第二个孩子？有了第二个孩子，龙飞的教育还怎样进行？决心还是银玲下的，流产前的晚上，她彻夜不眠，业冰就为亲爱的女人擦了一夜的泪水。流着泪，她反倒安慰着自己的丈夫：“龙飞就是咱们全部的孩子。”

还有那些石沉大海的文稿，这是他最为珍惜的心血啊！可是当他失望中开始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与稿件质量，当他为报纸、刊物的衙门作风而气愤难抑，而一篇篇撕碎这些浸满着心血的文稿时，是他亲爱的女人，又一片片地捡起，再一笔一划地誊写一遍，珍藏在一个本子里。她是悄悄地做的，他也是偶然发现的。她不说，他也不提，但是却在业冰的心上，引发了无尽的波澜。那是力量的波澜，那是希望的波澜，那是鼓舞他追寻不息的信任所引发的经久不息的波澜。就将这些呕心沥血的文字留给自己风雨同舟的妻子吧——13本大小不一的日记和一本手工自制、、四十多首短诗和十几篇散文的作品集。这本作品集，是用刀子将厚的微白带黄的大纸裁成16开，再用黑线缝缉而成。

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仅有这样一个）朴实无华、却又慧眼不疑的女人理解、欣赏、热爱他与他的文字。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是鲁迅先生说的吧？生命将尽的董业冰，真正地感到自己是个幸运而又幸福的人了，因为他的生命里，有了这样一位女性。

那就让泪水汩汩地流淌吧，为她流尽。

2008年11月20日

（四年多过去了，还记得当时从董业冰的日记本与手工订制的本子上，将他在苦难岁月里写下的文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录入在电脑上。在那样的深夜里，敲着键盘，也在敲击着疼痛的心，有泪水涌了又涌。五天五夜吧？录完了，就想推荐给报刊，好让董业冰的文学梦在他身后得以局部的实现。可是，在这样高傲的“文学界”与市场化的报刊丛林里，除了四处碰壁还能有什么？我珍藏着我的朋友董业冰的文字，它们时时地看着我也激励着我，让我更加珍视心上的每一个汉字。2013、2、20上午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