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天早上，五点半，我醒了。这里的天亮的很早，但是叫醒我的不是梦想，是膨胀的膀胱。迷迷糊糊地站在厕所里，听着哗啦啦的水声，想起来，噢，到北京了。我一个人在东直门地铁上边上租了个小单间，拉上窗帘，不辨昼夜。
没事儿要忙的时候就在房子里呆着，翻翻书，看看剧。室友出差的那几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大声念诗。，念里尔克，也念石川啄木，这样的事，童年以后很少做了。
时间因此变得没有太大意义，开始靠日升日落切割生活。有时候推开门，天还亮着，有时候推开门，月亮出来亮汪汪，又苍茫又。
决定跑来北京的时候，也有人问我有什么意义？这让我想到一两个月前，和朋友聊天，为什么好像除了我们两个，实习的人都过的很有意义。每天的工作都受益匪浅，遇到的前辈全如沐春风，连加班都透着一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味道。，唯一能解释的是，也许他们也被人问到，有何意义？
大家都是学过思想品德的，看到意义两个字就恨不得立正敬礼，然后洋洋洒洒列出一二三点。我们得在各种场合反复自我暗示，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很有意义。
胡适喜欢给青年人写信，做演讲，我隐约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叫《人生有何意义》。胡适是个实用主义者，所以无非是把能指层面的意义拆分到每个具体的日头具体的事情上，讲求做一事有一事的意义，过一天有一天的意义。
然而且不说每一天的意义，每一件事的意义叠加起来，是否能推导出人生具有意义，胡适很自然地把空想和做事对立起来，可是做事本身并不天然具有意义。
昨天看新闻，微软的人工智能都会写诗了。号称人类智慧高地的围棋一败涂地，人类艺术形式中最高级的诗歌现在看来也岌岌可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工作和生活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是为了维护人之为人的尊严，毕竟，这已经不是劳动最光荣的时代了。
然而我还是没能找到来北京的意义，所以我得继续往下写一会儿。
二、
刚到北京的第一天，我骑着小黄车去万圣书园。那天风很大，柳絮时不时糊在我脸上，越骑越慢。一辆又一辆的小红小黄小蓝带着骄傲的铃铛声从我身边疾驰而去，复又消失在灰蒙蒙的暮色里。
可是我受过良好的革命教育，，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在探索知识的道路上，总是充满了艰难险阻。想到这里，我愈发用力地蹬了起来。然后眼看着拉着废品的三轮车也一寸寸地变成远方的黑点。当我满身大汗的把车停在了万圣书园门口时，才发现是我的车胎没气了。
万圣书园的新店距离老店址只有198步，坚持是很容易的，放弃是很难的。然而一旦开始，两百米和十公里没有本质区别，文化总要在资本面前节节败退。新店藏在二楼，门口摆着旧的学术书和过期的杂志，五折六折的抛售，看起来杂志要更受欢迎些。
进店里逛了一圈，没碰见老板刘苏里。碰见了大概也不知道说些什么，总不能问，您吃了吗？店里的人不多，但好在都是读书的人。毕竟这里没有精心的装饰，没有几千块的手工棉麻衣服，只有顶到天花板的书架和展台下塞满的没地儿放的书，连自拍都嫌光线差，没办法为消费者提供精致的中产阶级生活范式。
店里放的是科恩的歌，连着好几首，我站在书架前把它们听完了才走。走的时候拿了本张北海的《一瓢纽约》。旧书，大概是一五年的货，没卖出去。有几页卷了角，我把书翻开，捋平两年的褶皱，，可以什么都包括”。
当时忍不住笑出声来，吊儿郎当，好个老嬉皮。按理说来了北京应该买本胡纠纠的《北京的腔调》之类的书，好在纽约和北京差不多，一样伟大，一样肮脏。
结账的时候，听店员聊天
“我把《现代艺术150年》看完了，厉害吧！”
“你怎么才看完啊，我一个星期就看完了。”
“我课间抽空都翻几页的好吗！”
大约是附近清北的学生，如同聊中午吃了什么一样讲出来，自然的让人妒忌。
无意间抬头，看到万圣书园有名的标语，通过阅读获得解放。多年前无意插柳的口号，现在看到意味深长。
出了书店已经快九点了，地铁并不挤。座位上的青年人，一排排坐着，西装革履，面色疲惫。隐隐约约有王者荣耀的声音传出来，“稳住，我们能赢。”一对乞讨的母子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儿子是盲人，母亲佝偻着走在前面，中间用绳子系着。
儿子在吹着竹笛，女儿情，一个车厢一个车厢的讨要过去。路过轨道交界处的时候，地铁发出剧烈抖动，走音了。在看不见的第几节车厢，笛声戛然而止，大概是工作人员来了。王者荣耀的声音没了，不知道是输是赢。刺耳的破风声倒灌进地铁，淹没一切。
三、
上班族、金属光泽的扶手、盲人、红绳、青色笛子、蓝色制服。当地铁停稳，车门洞开，所有的这些都消失了，方才种种，只是北京城皮肤上一阵突如其来的瘙痒。我有些后悔，没有掏出手机拍下来。没有想好要表达什么，只是无端想起卡蒂埃·布列松和他的决定性瞬间。刚刚的那个画面，闪耀着这个城市真正的底色。
别看我这样说，其实我大二时的新闻摄影课只去了为数不多的几次，大部分时候，我都是挎着包在校园里游荡，或者是翘着二郎腿靠在图书馆的沙发上看小说。有次老师提问，谁提出了决定性瞬间这个概念，没人应声。我一边刷手机一边随口应了一句，布列松。谁让他是我知道的摄影师里唯一记得住名字的，尽管还不是全名。
大概是为了奖励我的救场，老师奖励了我一个老干部搪瓷杯，我猜是他中午去什么论坛收到的礼物，上面领袖的画像红艳艳，题着一行“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次课我不好意思溜掉，听的格外认真。期末考试的时候，布列松和他的决定性瞬间又出现在考卷的大题里，状如鬼魅，喜忧参半。
那么我们漫长的生命体验里，会不会也有某个瞬间，使我们成为我们，使世界成为世界。
2008年5月12日，六年级，我在进行着小学阶段的最后一场数学考试。六层的老教学楼，我们在顶层的阶梯教室考试。做了没一会儿，两点半，桌面剧烈摇晃起来。我踹了前桌的胖子一脚，抖什么腿。几分钟之后，老师神色慌张地跑进来，才知道，大地震了。
对于小孩儿来说，并不知道这场地震意味着什么。只是看着震级越来越大，期待停课。然而究竟没有停课，学校开始号召捐钱。我妈给了我五十块钱，我自己留下了二十。
那时候我沉迷Dota，手头很紧。结果拿着二十块钱偷偷溜进网吧，开机，登录对战平台，发现界面上一片漆黑，插着蜡烛，影影绰绰，为汶川人民祈福。那时候我没看过鲁迅的《这也是生活》，不知道那句“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只是无聊地玩着单机版的Dota，打发光阴。
回家后看电视，看书包压在废墟下面，看丈夫背着死掉的妻子回家，看老人趴在蒙着白布的担架前哭晕过去。我没有那么长久地看过中央电视台，之前没有，之后也不会有。一边抹眼泪一边觉得愧疚，愧疚希望停课的小九九，愧疚扣在手上的二十块钱。那阵子除了军人，消防官兵，就只有记者能进灾区。模模糊糊的关于当个记者的念想，就是那时候立下来的。
也是在那一年，，长的很胖，像个屠户。那一年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事，该记得不该记得的人一下子涌进脑子里。这个世界原来和老师教的不一样，大地震扬起的灰霾到现在都还没有落下。
一个星期前，我看到朋友圈里，一个读者在纪念大地震，亲历者。当时刚到北京，拉着她说，等我安顿好了找你聊聊。后来没再找她了，想想，，除了愧疚，还有茫然。当我提起大地震，就变得不知所措。我笼罩在它的死寂里。无论在黑板上写多少次多难兴邦，无论开多少次奥运会都挥之不去的死寂。
前几天，又到了我们学院大一学生分专业的时候。去年是我站在讲台上夸夸其谈，今年轮到我女朋友。她找我要去年的演讲稿，我翻出来看。稿子的最后引用了阿兰·德波顿在《新闻的骚动》中的一段话：查阅新闻就像把一枚海贝贴在耳边，任由全人类的咆哮将自己淹没。借由那些更为沉重和骇人的事件，我们得以将自己从琐事中抽离，让更大的命题盖过我们方寸前的忧虑和疑惑。
我站在讲台上为学新闻这件事赋予意义，但是如果回到九年前，我宁愿安安静静地考完那场数学考试，宁愿为从哪儿挤出钱上网发愁，可惜没有那么多宁愿。
昨天晚上，我点开一个叫keep的运动软件，准备做一套大保健。软件的界面停留在我在广州跑的最后一次步，一圈大学城的内环，4.5公里，消耗了几百大卡的热量。也就是说，我把自己的身上的一部分肥肉蒸发在了广州的空气里。十几天前跑的步，现在才看到它的意义。
过去那么多选择，那么多日子，它们的意义大概也延宕在路上了。我现在之所以为我，世界之所以为世界，就是过去二十多年生活的全部意义。
读新闻，来北京，当下做的一些选择，可能我还是没办法一下子说出来它们有什么意义。不过没关系，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它们迟早会拍马赶上来告诉我的。人生那么长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配图均为卡蒂埃·布列松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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