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花夕拾之故乡
文/黄建云
作者：黄建云 １９７２年９月生，江西省新干县麦㙦镇上寨人，新干中学１９９０届高三（４）班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工部长
（一）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不由得想起儿时故乡的春节。
故乡是南国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四季松竹苍翠，溪水潺潺。
进入腊月，通往山外的那条羊肠小道便忙碌起来，三三两两的行人挑着冬笋、木耳等山货去赶集，换回来糕点、爆竹以及一些山里不生产的年货。邻居和根家开的杂货店也更加热闹起来，乡亲们经常来买点糖果、红纸、墨汁以及一些日用品准备过年。
家家都要赶在农历小年之前“扫扬尘灰”——据说小年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如果谁家卫生条件不好，将会在新的一年都没有好运气甚至会遭到惩罚——当然仅仅是传说，反正赶在小年之前打扫好屋内卫生已成为家家户户的自觉——把家里弄得干干净净迎新年是一种不需要号召的习俗。
进入小年，迎接过年的节奏明显加快，过年的氛围越来越浓。
与北方小年在腊月二十三不同，老家的小年是腊月二十四。仿佛一场长跑比赛到了最后一圈似的，乡亲们充分利用春节前的最后一个礼拜，为春节做着种种繁忙的准备。那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也由于长期形成的习俗——除了继续到山外去赶集采置村里不能生产的年货外，大家更愿意以山里的特产为原材料，做着自己的年货——酿酒、磨豆腐、炒瓜子豆子、醮糖片——连麦芽糖都是自己通过培植麦芽熬制成的糖……印象最深的是打麻糍（一种米糕），选上一季产的上好糯米，浸泡一天一夜，捞起后用木罾蒸熟，倒入专门的石臼中，叫上隔壁邻近的几个王牯后生，每人一根擂杵，用力捣着，你一杵，我一杵，嘴里还喊着“嘿”“哈”充满节奏感的号子。腊月寒冷，打麻糍的人却个个满头大汗。等捣得差不多了，只见领头的大哥喊一声“起”，几个壮汉便齐心协力用擂杵把捣成大饼状的麻糍架起，倒到早就准备好的肚匾里（一种南方特有的用竹子编织的晾晒工具）。站在一旁守候的妇女早就准备好了用黄栀子捣碎后研制的涂料涂在热气腾腾的麻糍上染色——金黄的外表，不仅美观，更充满着丰收和喜悦。第二天早上，等麻糍阴干后再用刀切成大砖头模样，放在油茶籽壳浸好的凉水瓮里，作为春节主要的茶点，等待着远方的客人……
(二)
大年三十是除夕。
就象是比赛最后的冲刺一般，家家户户都在为第二天的到来做最后的繁忙——说实话，我最喜欢这一天，那种迎接节日高潮即将到来的种种繁忙让人充满喜悦，那种迎接节日高潮即将到来的种种期待让人充满憧憬。一大早，家家户户开始贴春联和年画。那时候我家里通常是我和弟弟合作，一个端着米浆钵，爬上梯子或者凳子，另一个在下面递着春联，看看贴得正不正——
“哥，哪幅贴左边？哪幅贴右边”？
“那打头的是‘门前’两个字的贴左边，那打头的是‘屋内’两个字的贴右边，先有门前，再有屋内”。
“哦，好的。不过你门框上的那个横幅好象贴歪了，有点偏一边去了……”
“好，我调一调，现在行不行了？”
“还要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好了”。
有时也要帮助不会写春联的乡邻写对联。写完后一再叮嘱他：“那张大红纸写的是‘紫气东来’，贴家里大门上的，那张小红纸写的是‘六畜兴旺’，贴猪栏间的。记住了，大红纸是贴家里大门的，小红纸是贴猪栏间的，千万不要贴错了”……
贴完春联，我们和大人负责将烤火的地方由灶下搬到厅堂回廊边——这也是我们极愿意做的事情，平时在灶下烤火，又逼仄，光线又暗，有时还被烟熏得受不了。在厅堂回廊里就不一样，空间大，又敞亮，火可以烧得更旺，坐的人也更多——兄弟姐妹几个可以围在火边打扑克、看书。
女人们更忙，正在灶下厨房杀鸡煮肉准备几天的饭菜（按老家习俗，大年初一是不做菜的）。山村特有的腊肉、熏鱼、野味全都“一锅煮”。有时候灶下炊具不够，厅堂回廊烤火的地方就是第二厨房——架起一个三脚码，上面支一个现在很少能见到的吊罐，里面炖着墨鱼或者猪脚，或者支一个冲壶烧着开水。坐在火边，听着吊罐或冲壶里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闻着飘出来的香味，喝一杯茶，读几页书，都是极好的享受。有时候还按捺不住，把火钳架在火上焙麻糍吃——待薄薄片状的麻糍被火烤得鼓起来就翻过来烤另一边，等两边都烤得鼓起来就熟了——尽管有时也会把握不好火候给烤焦了，但总觉得自己烤的东西就是好吃。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也会给我们炖一只家养的鸡——我给它命名为“状元养生鸡”——掏净鸡的内脏，在其肚子里放上天麻、枸杞、冰糖、党参以及老家特有的中草药等，用砂锅放在热灰里慢慢焖，这样做出来的鸡不仅味道鲜美，而且特别有营养。
三十的下午似乎能消停一会儿。大人们忙着洗头擦身子，爱美的女人还会请人“修面打粉底”。我们则围坐在厅堂回廊的大火边打牌、下棋或者聊天。有时候村干部还会在巷子里吹哨子——动员乡亲们帮忙把村里的公共区域，特别是大厅、祠堂、仓库等打扫打扫，在这些公共区域中间架上柴火——让整个村庄都能过一个干净整洁、来年更旺的喜庆春节。有时还会邀请村里的“秀才们”帮忙给这些公共区域写对联，有一年我也给村里的大门口“贡献”了一副——“黄氏子孙肩扛日月胸有经纬写春秋，山寨儿女脚踏乾坤心怀忠孝走天下”，横批是“江夏多娇”。真是初生牛犊，豪气冲天，却也充满着对家乡的骄傲，寄托着自己的理想。
年三十的晚饭一般吃得会早一些。一方面白天饭菜都准备好了，热一热就可以。另一方面，那时村里过年时会放电影——没有电视和网络的年代，有电影看实在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整个山村就黄、袁两姓，人也不多，有时候在黄家放，有时在袁家放，放电影的地方人声鼎沸，让安静的小山村变得热闹异常——而且还能见到放假了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的小伙伴。有的小伙伴早就等不及，穿上了新衣裳，还“炫耀”自己拿到了压岁钱。我那时最高兴的事情是——村里终于用柴油发电了！平时村里都是用自己修建的简易发电站进行水力发电——由于蓄水池太小，加上冬天又是枯水期，常常是灯光昏暗，而且早早地就要熄灯，因为蓄水池里没水了！或者有时不知是哪个淘气包把蓄水池的闸打开了，水给放干了，就只能点煤油灯甚至松光！只有逢节假日或者放电影，村里才舍得用稀缺的柴油来发电。而大年三十，不仅是用柴油发电，灯火通明，而且一整夜都不熄灯！想想就觉得美。用水力发电这种局面直到1986年村里终于通上了高压电才得到改变。而正是因为1985年修通了通往山外的公路，第二年又通了高压电，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村民们陆陆续续买了电视机、收录机，而那时赵本山等艺人刚刚出道，节目演得也还差强人意，乡亲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变得丰富了一些，节日里飘在小巷里的音乐声、电视节目声打破了山村的安详。看电影，在山村反而日渐式微了。现如今网络、智能手机的普及，估计看电视听音乐也不时尚了，恐怕年轻一代正忙着用手机抢红包、玩着“养青蛙”等网络游戏吧？
年三十是辞旧迎新的日子，守岁是家家户户最重要的“节目”。每家都赛着劲似的拿出家里最好最经烧的柴火——架起了早就准备好的、山村才有的大树蔸、大栗子树，把火烧得红红火火，预示并祈愿来年日子过得红火兴旺。儿时的我很想与大人一起守岁——甚至为了能够熬到深夜，不停地在热灰里煨红薯、煨芋头、煨鸡蛋、焙麻糍吃……东西是没少吃，往往还是最多挺到封门打爆竹（老家的辞旧迎新风俗，上半夜接近子夜时要封门，打挂爆竹以示跟过去告别）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直到各家各户开门，迎接新年的到来才被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叫醒。开门是新年的开始，各家都极重视，爆竹能买长的就绝不买短的，困难时期也要买个2000响，经济条件好了更是5000响、电光爆竹……反正大年初一开门的爆竹放得最热烈，最欢畅，此起彼伏。整个山村都围罩在电闪雷鸣般的爆竹声中，弥漫在充满年味的香气里。
(三)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盼星星盼月亮般，就是为了盼来大年初一这一天。
新年第一天，村里最具仪式感、最神圣的事莫过于全村拜年。据家谱记载，整个黄家村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开基传承下来的，换句话说，整个村子里的人，其实是一家人。全村人大拜年无疑是整个村子八百多年历史的礼仪传承，也是一个村庄家族意识的集体复苏，更是一次礼敬长者尊老爱幼体现长幼有序的大展示。
大拜年的序幕往往首先由小孩子拉开。也对，拜年本来就是“幼拜长”，当然是小孩子冲在前面。再说刚穿上新衣裳拿了压岁钱，也想早点出来“得瑟一下”，并继续请到喜烟喜糕点喜糖果。有时主人还在吃早饭甚至还在准备早饭，就有一群孩子冲进来“请拜年”。孩子们拜年都是成群结队的，男孩子一群，风风火火，女孩子一群，打扮得漂漂亮亮，有的还在头上别上漂亮的蝴蝶结甚至缀着两张彩色的糖纸。大家也往往会为即将要进去拜年的主人家该怎么称呼而意见不一——
“这家是叫叔叔婶婶吧？”
“是叫伯伯伯母，他们比我父母年纪大”。
“不对，不对，听我爸妈说，这家行辈高，要叫公公婆婆”…
也难怪，不同家庭的孩子虽然年龄相仿，但辈分不同，拜年的称呼也不一。于是乎一窝蜂似的进去喊道“叔叔婶婶请拜年”、“伯伯伯母请拜年”、“公公婆婆请拜年”……也有的滥竽充数般只拱拱手，嘴里嘟囔着自己也不清楚的称谓。
主人倒也不介意，事实上也无法去辨别谁喊得对，谁喊得不对。只是一个劲地回应：“好哦好哦，长大了，恭喜发财，好生读书考状元”，“来来来，恰（喝）碗开水，来根烟”……男孩子一般喜欢要烟，女孩子一般喜欢要糖果。一圈拜年下来，男孩子最爱炫耀的就是谁得的烟最多。甚至拜年过程中“打前站”的小朋友会向后面拜年的小朋友“传递情报”——比如，谁家的卫生条件搞得好，谁家的茶水糕点、自制的醋姜好吃，谁家的烟给的比较高档……于是在主人普遍的“坐一下，恰（吃）开水，恰（抽）根烟”的邀请中，就选择家里卫生条件搞得好、糕点好吃的家庭坐一会儿，在给烟比较高档的家里多等一会儿，直到主人拿出了烟散过来……
年轻人走在拜年的小巷子里也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互相拜年——
“给你老兄拜年”！
“什哩啊？叫老兄啊？按行辈，你得管我叫大公！”
“打乱话。怎么可能？你就比我大一岁”。
“大公就是大公。就是年龄比你小的，如果辈分比你高，你也得叫大公。你爷子（父亲）都要管我叫公公哎，不信你回去问你爷子（父亲）”！
“哦？好吧，大公请拜年”！
“哈哈，恭喜发财。多赚钱，早点儿话（娶）个客气（漂亮）老婆”！
“都叫你大公了，还不给我散根好烟来恰（抽）”？
“要得，要得，冇问题”。
…………
只有大年初一的拜年才让彼此的辈分明晰起来，而这就构成了乡村社会的秩序。
甚至平时因为争个水、牲畜糟蹋了庄稼等鸡毛蒜皮的事而闹了矛盾的乡邻也可以利用拜年的机会化解矛盾。平日要专门去登门赔个礼道个歉，多少有些拉不下面子，而大年初一大拜年是传统风俗，在村子里传承了几百年。上门作个揖，叫声“哥哥嫂嫂请拜年”、“叔叔婶婶请拜年”，你想，门也上了，哥哥嫂嫂或者叔叔婶婶也叫了，再耿耿于怀不依不饶就显得小家子气了。于是“江湖一笑泯恩仇”，冰释前嫌，重归于好。也是，大家本来就是一个大家族的人，又都在一个山村里生产生活，低头不见抬头见，没必要让彼此都别扭不痛快，还是握手言欢往前看才对得起列祖列宗。
除了村里辈分最高又是最年长者，全村人基本上都要出来，向年长者或者辈分高者拜年，只不过主人们先要招待来家里拜年的乡亲，比孩子们和年轻人出来得晚一些而已。再说越是年长者或者辈分高者，只向比他年长或辈分更高的人拜年，用不着挨家挨户都去，实际上很快就能拜完年。整个活动充满着秩序感和尊严感，又由于孩子们的加入，多了一些喜感。
村子不大，一般全村大拜年持续到上午11：00左右就能结束。沉浸在新年喜悦中的乡亲们似乎还意犹未尽，特别是年轻一点的村民还会搬出平时很少用的锣啊、鼓啊、铙啊、钹啊，在仓库或者大厅等公共场所叮哩哐啷地敲打起来。几个村组干部也还年轻有活力，发动大家围着熊熊大火一起来参与：有表演“打元宵（音译，一种民间武术表演）”的，有拉二胡的，有扳手腕的，有“间棍（音译，一种双方各用手掌撑着棍的两端发力，一人把另外一人推得节节后退为赢）”的。那时梅根公、龙宝叔是村里文化最高的，也会上台给大家吹笛子和口琴，具体曲目早就不记得了，只记得有句词儿叫“十八的姑娘羞答答”……尚在念中学的我有时会拉上儿时的伙伴海龙（清云）一起在村大厅自编自导自演滑稽的小品，甚或跳一曲当时还比较流行的36步迪斯科舞——艺术性是谈不上的，只是为了给新年里的乡亲们增添一些节日的快乐而已。
大年初一的下午相对要安静许多。或者说大家的活动内容出现了分化：精力旺盛的年轻后生们继续聚在一起打牌搓麻，年纪稍大一些的主人——为过年操持了很长时间特别是前一天晚上守岁基本未眠——赶紧利用这个下午补觉，过年的日子里管睡觉叫“享福”，不能叫“瞌觉”，说是不吉利。总之大年初一要避免说不吉利的话，做不吉利的事——比如，用扫帚扫地、用针线缝补衣服等，都是不允许的。
勤劳的妇女们则依旧在忙乎。一般还要准备一个类似于现在在大城市里开会期间的茶歇活动——老家叫“恰（吃）开水”。主人们会摆上糕点、瓜子、醋姜、糖果、薯片等，邀请平时交往比较多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以及“外边人”（即村里在外边工作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一起坐坐。麻糍往往是“恰（吃）开水”的主角，用鸡蛋裹着，用自己榨的茶油炸，外焦里嫩，香软入口。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聊着，大到国际国内大事，中到村庄发展建设家族历史，小到街边新闻，无所不聊，和乐融融。这时主人总要“谦虚”地说一句：“快多恰（吃）点哈，也冇什哩好招待你们的”，客人也要“客气”地回应：“还话冇什哩招待的？个多好恰（吃）个！好哩好哩，不要做了，恰（吃）不完”……一般如果下午天气好，我愿意去散步，走在凉风习习的山村田野，满眼的郁郁葱葱。9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了，我也爱拿着相机四处拍照，特别是给村里人拍照。如今偶尔翻起那些发黄的照片，看到照片里的人，特别是一些已经作古的老人，不免唏嘘感怀。
有近20年没有在老家过年了，最近的一次回老家探亲也是7年前的事。故乡在脑海里清晰又模糊。现代交通通讯网络发达，经常有朋友给我发来家乡的风景，也知道家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这些照片更多的还是自然的生态风景，少有乡亲们平日生活的真实状态，看不到他们的喜悦与哀愁。
故乡是像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一样，在城市化的浪潮中不断“空心化”，平时剩下的只是寂寞孤苦的老人和一小部分孩子，还是正借着国家战略的东风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故乡的春节是停留在自己对儿时的回忆，还是年轻人都背井离乡，多数人已在不同的都市乡镇扎根，留在当地过着当地的春节？不过，我想即便是平时寂寞的村庄，过年的时候还是会热闹一些的。因为，无论人在何方，春节、故乡总是最具精神感召力的时空。君不见，每年的春运大潮，多少在外打拼的游子都要风雨兼程地奔向同一个目标——回家过年。何况，任何地方的繁荣与发达，其实都取决于这个地方的传统，特别是取决于现在这个地方的人。只要人回去了，人聚齐了，有了人气，有了亲情，有了团圆，就一定会有浓浓的年味。
尽管我一直认为乡愁不过是城市人的矫情，但我又得承认，在一些特殊的时间节点，乡愁会在每一个人身上潜滋暗长。正如我深夜在这柔和的灯光下敲出这些文字——回忆的是儿时的春节，思念的是故乡的人和事。
拜年啦！
微新干小编按：黄建云，１９７２年９月生，江西省新干县麦㙦镇上寨人，新干中学１９９０届高三（４）班毕业。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工部长。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北京大学民商法学硕士，曾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团校党委委员、公共管理系党总支书记，兼职律师，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法制专业委员会理事。
黄建云在现代治理与公共政策、法律、党团建理论和领导力开发等方面有较深的功底。多次承担和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课题研究工作，在核心期刊及其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文章多篇。曾受聘参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教育法制建设、全国团干部培训规划建设和团校教育建设等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
曾担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央团校）办公室副主任，评估处副处长兼高教研究所副所长，第四批援疆干部，新疆阿勒泰地区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获得过团中央直属机关十大杰出青年（２００６）,优秀党务工作者（２００７）,新疆阿勒泰地区优秀援疆干部（２００５）,新疆阿勒泰地区优秀共产党员（２００３）,团中央直属机关新世纪优秀青年（２００２）,团中央直属机关青年岗位能手（２０００）, 团中央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１９９８、１９９５），北京市高校优秀毕业生（１９９４）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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