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考古人访谈录系列Ⅰ
——献礼郑大考古四十年
张居中
郑州大学历史专业七八级本科生， 1982年8月至2000年6月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 1998年晋升为研究员。2000年6月调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任教， 2003年6月遴选为博士生导师，2003年9月起兼任校博物馆馆长。
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学研究和全新世早期人类学、环境考古、农业考古、科技考古、音乐考古、陶瓷考古等专题研究，先后主持或参加十多个大、中型考古发掘项目，有八千年前七声音阶骨笛、原始文字、原始栽培粳稻等重要发现，其中主持发掘的贾湖遗址被评为20世纪全国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曾主持和参加973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青年项目和国家文物科研项目十余项。在Nature、Antiquity、文物、考古等国内外刊物发表或在学术会议上宣读学术论著、论文80多部（篇），200多万字。
在上个世纪，考古大概还是一个很冷僻的专业，那么张老师是如何走上考古之路的呢？
说起这件事还真的是有故事，。七七是第一届，那一届年龄有一定的限制。我们七八届是第二届，我们这一届是全国统一命题考试，并且最后扩招，年龄限制也从25岁放宽到35岁了，所以我们这届年龄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或许你们现在都难以想象，当时考古专业的录取分数，比其他专业的录取分数线都要高，并且都是第一录取志愿。，大家都运动来运动去运动怕了，在文科中，，，所以我们考古专业是文科专业中录取分数最高的。我有这个想法，我们班里不少同学也有这个想法。
我录取的分数，算是我们班比较低的一个，我的分数是330分左右，因为我只上过一年初中，开平方我都没有学过，数学只学了一元一次方程。七七级第一届我也参加了考试，考前只看了一天的报纸，看了一天的考场，第三天就去考试！结果我考的还不错，有二百多分，也参加了初选，但是没有被录取，因为我数学考了零分。我不懂嘛，我又没学过，还没有复习。当时第一届没有考上的大都在这大半年时间用来复习了，而我则回到单位工作了，一直到第二年我报名的时候，他们有人鼓励我，实际上是嘲讽我，我就想着那就再试一试吧。报考的时候，公社里负责报名的老师问我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初中毕业按规定得加试一门数学，我想着那这样我肯定没有希望了。但他知道我去年高考通过了初选，并且边上那个公社教改组组长还是我们一个大队的，得到准许后就免试数学啦。
报了名以后我才把考试当做一回事，找了一套复习资料，是现在的河大印的那时候叫开封师范学院。当时考试一共五门，分别是语文、、历史、地理、数学，还有一个英语，不算成绩，但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英语分数高的。数学我就不看了，看了也没用，但数学也不能不考啊，就老老实实去了考场，第一小题是因式分解，初一学过，我就做了一半，第二步不会了。到后来人家改卷子的时候看我做了一步，给了我一半的分数，我真是很感谢他，因为当时是八十分当一百分算，因此那道题一半的分就是两分，折合后是两分半。所以那一年我数学考了两分半，正是数学的这一点分而并非零分，让我考上了大学。
当然了，别的科目肯定考得很高，我后来听说那年我的历史分是我们县最高的。不光是因为喜欢历史，从六八年到七八年的那十年里我经过了太多的事，但我抓住机会看了大量的书。我当年当兵在山东莱芜，我在县图书馆办了一个借读证，当时好多书都封了不能看，但是历史书没封。虽然非常不全，但只要是图书馆里能看的书我全都看。到了后来几乎没什么可看的了，。那种政论书当时没怎么看明白，但是有些个别能看懂的地方看着还挺有意思。。正因为那段经历，历史类的东西积累的比较多，所以当时我历史考试分数挺高。
但当时就业渠道很窄，认为学历史只能到学校教书，当时不想教书，听我们单位主管会计王世立先生讲考古不错，所以，我几乎所有的学校报的都是考古，后来就被录取到郑大考古专业了。
您主持了贾湖遗址的发掘工作，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田野经历、重大发现以及意义么?
那我就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贾湖遗址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由当地的文物干部朱炽在打右派下放的时候发现的。在贾湖村劳动、生活的岁月里，他在村东的沟坎、井壁上经常发现有红烧土、红陶片等，作为文物干部的他知道，这里应该是一处古文化遗址，但当时仍在被监督劳动的他，既无资格，也无能力将这一发现记录下来，更不可能对之进行研究确认它的性质与价值，只能留在他的记忆里！这可以说是曾经的专业文物干部在特殊的经历中一个偶然的发现。
河南人民对1975年8月那场大洪水记忆犹新，正是那场大洪水，把位于泥河洼滞洪区西部边缘的贾湖村的房子冲的只剩一间未倒。直到1978年，国家才拨专款重修贾湖村东的护庄堤，堤基宽14米，高2米至3米，堤顶海拔69米。在取土筑堤过程中，堤东形成了一个深1米、宽26至42米的取土坑，把遗址的上文化层给破坏了，遗物、遗迹都暴露出来了，当时是生产队的地，也就不种了，成为荒土坑。贾湖村小学师生在坑中进行开荒种地的劳动课，期间带队老师贾建国发现一些石器和陶器，这时的朱帜已摘掉右派帽子回到县城恢复了文物干部的工作。与朱帜熟悉的贾建国立即想起应把这些发现交到县文化馆让朱帜鉴定研究。当时正值裴李岗遗址刚刚发现，河南文物工作者正在为这一重大发现而兴奋之中，朱帜一看到这些标本，立刻就联想到与裴李岗遗址同类标本的共同性。1979年，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专门组织了进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调查队。。省调查队得知这一消息，就于1980春委派调查队成员周到先生前来舞阳，经周到先生鉴定，贾湖遗址是一处与裴李岗遗址时代相同、性质相似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它的文化性质第一次得到确认。
1982年10月，著名考古学家、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选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地点时曾经到贾湖遗址调查，由于位于泥河洼滞洪区西部边缘的贾湖村水位较高，贾湖遗址没有列入他的发掘计划。但贾湖村民因生活的需要，计划在遗址上规划宅基地，朱帜得到这一消息后，，要求进行配合发掘。当时，著名考古学家、，大意如此），据说项目经费5万元，当时每天民工费只需1.2元的，我们第二至四次三个发掘季度一共花了不足5000元，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五十四块五，可想而知这在当时应该是一笔不小的经费。得知舞阳的消息后，安金槐先生立即组建了由郭天锁先生为领队，陈嘉祥、冯忠义、王胜利先生为队员的贾湖遗址考古队，于1983年4月开赴贾湖村，配合乡村规划，进行一次试掘。我当时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搞河南考古新发现展览，并没有参加这次试掘。
郭天锁、陈嘉祥两位先生刚刚主持过河南长葛石固遗址的发掘，石固遗址的早期与贾湖遗址性质相似，发掘时间历经数年，发掘面积较大，可以说他们已积累了丰富的发掘此类遗址的经验。他们在村东新修成的护庄堤东西两侧布了三条探沟，50平方米。这次试倔共清理墓葬17座，灰坑11座，陶石骨龟等各种质料的遗物几十件，同时通过钻探搞清了贾湖遗址的分布范围，收获应该是蛮丰富的。试倔的结果给几位参加试发掘者的总体印象是，贾湖遗址的文化面貌与他们刚刚发掘的石固遗址相同，既然石固遗址已经进行了大面积发掘，就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劳动了。这在尚以完善文化谱系为主的八十年代初来说，产生这样的认识也是无可厚非的。所以汇报过后这个事情放下来了。1984年春，贾湖村民再次提出建房要求，第一次发掘只挖了50平方米，，朱帜也心有不甘，于是安先生决定继续在贾湖遗址进行发掘，同时申请了发掘执照，由负责石器时代考古的第一研究室主任裴明相先生为领队。但是原来贾湖考古队的四名队员都已承担了其他任务，郭天锁先生甚至调离了河南考古所，裴先生年事已高，不可能亲赴考古工地坐镇，而作为裴先生的助手，当时已任第一研究室副主任的我，就主动请缨，承担了这次光荣的发掘任务。
其实我对有机会承担这次发掘项目是颇为高兴的，因为我在郑大读书期间，就已对裴李岗时期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在1978年9月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时候，正是裴李岗文化刚刚发现之时，作为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单位之一，学校对郑大考古专业刚刚进行了宣传和表彰，对刚入校的我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大家都为能到参与这么重大考古发现的学校读书而倍感兴奋，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记得有一天，刚刚主持裴李岗遗址第二次发掘，风尘仆仆的回到学校的裴李岗文化的主要发现者之一、主讲我们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李友谋老师，虽面带疲惫，但又不自觉流露出的兴奋与自豪感，确实令人羡慕！大学学习期间，我搜集了当时已发表的裴李岗及其同时期文化的全部资料，并有了一些初步的思考。有了这样的机会，自然窃喜不已！
记得到舞阳与朱帜接洽之后，住在舞阳姜店青年场办的“舞阳宾馆”里，说是宾馆，实际上也就是一家普通的旅店，好像每天也就5元左右，因为较新，确实比较干净。第二天，因需购置一些发掘用品，我们在县城盘桓一天，王良启与旅馆服务员聊天，讲起我们的目的地，一个服务员说他家与贾湖村有亲戚，但从未听说过那里有古迹，我们颇感无奈！当时条件简陋，我和王良启在县里买了布、床单和绵套子，王良启请这位服务员帮忙缝的被子。王良启说那天是他的生日，晚上我们两个买了点酱牛肉和花生米，在我们住的房间为他庆生，同时为我们的发掘壮行，结果我喝了一小瓶民权红葡萄酒，他喝了一瓶小香槟，我们都喝醉了！
第二天我们在朱帜的带领下，第一次来到了贾湖村，从此与贾湖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有朱帜馆长的关系，贾湖村的干部群众对我们的到来非常热情，我们的住地选在贾湖村党支部书记贾铁牛为其参军多年的儿子结婚准备的4间瓦房里，另外还有两间东屋小厨房，虽然不甚宽敞，但住下我们几人还是可以的。
首先我们对遗址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查，把位于遗址中部护庄堤与向北舞渡的大道交叉处的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作为永久性坐标基点，以护庄堤和向东大道为界，将遗址分为几个发掘区。因为此次发掘仍属配合宅基地规划性质，就确定在贾湖村东，护庄堤西侧，村民计划建宅基地的一处打谷场作为发掘地点。虽然我已熟悉了裴李岗文化已发表的发掘资料，在上大学时又先后参加过登封王城岗遗址和禹县瓦店遗址的发掘，并且刚刚发掘过几座楚墓，但如何主持一个遗址的发掘，还是无经验可谈，只能摸索前行啦！为了在有限的发掘面积中尽可能的多获取一些信息，我决定顶角布4个5×5探方，这一做法虽然在当时能以1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了解到400平方米的遗址范围内布局情况，但也给以后的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这也算是交的学费吧！
探方虽然布的有点乱，但收获还十分丰富的，在这100平方米的范围内，我们清理了19座灰坑（其中一座后来清理到底后改为房址），15座墓葬，尤其是发现有无头葬、缺肢葬、二次乱葬、一次葬与二次葬的合葬等罕见的重要迹象，情况很复杂，我认为很重要。这使我们信心倍增，促使我们继续在这里发掘。当然也确实如安志敏先生判断的那样，这里的水位确实很高，我们发掘不到1.6米深就出水了，不仅所有灰坑和下层墓葬都未能发掘到底，下文化层带水作业也没法清理下去，加之当时严冬已到，只得暂时回填封存，待来年春天水位下降后接着清理了。
到了八五年春天，洛阳到潼关的洛潼公路拓宽，为了配合基本建设，主动发掘的项目都停了，我又与王良启一道去挖了渑池郑窑二里头文化遗址，直到八五年的秋天，我又接着去挖贾湖遗址。这次在那四个探方附近布5×5探方12个，连同上个发掘季度的共400平方。这次发掘扩大了战果，发现清理墓葬15座，其中的缺肢一次葬、俯身一次葬、乱堆式单人和多人二次葬相当复杂，很有特色，当时即引起我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
发现清理灰坑三十多座，其中包括有几座房址和个别窑址，但因水位较高未能清理到底，保存也较差，加之我们缺乏经验，一时未能辩认出来，都统统当成灰坑编号清理了，直到发掘后期才得以确认的。这次发掘因仍是秋季，水位仍然较高，不仅原来未发掘到底的四个探方不能继续清理，这12个探方也未能清理到底，只得回填以待来年啦。
这次发掘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9月份刚到工地还没来得及开工的时候，一连下了十几天连阴雨，我们住的房子几乎无处不漏雨，我们厨房的锅碗瓢盆几乎全用来接雨水了，滴水叮咚，好像是在开音乐会！因还未开工，几乎无事可干，恰好来前接到河南考古学会通知，11月份要在渑池县召开纪念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学术讨论会，感念到当时仰韶文化研究中一些概念混乱的状况，我决定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写一篇论文到仰韶文化会议上宣读，于是就冒雨到舞阳县城找到朱帜馆长，借来了县博物馆收藏的所有可用的文物考古杂志和参考书，虽然十分有限，但凭着这些资料，在雨水叮咚之中，完成了《仰韶时代文化刍议》一文，借鉴严文明先生提出“典型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化”的思路，首次提出了“典型仰韶文化”和“仰韶时代文化”的概念。目前“仰韶时代”这一概念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这也算是这个雨季的意外收获吧！
八六年春天接着挖，春季是贾湖村水位最低的时候，我们首先把前两个发掘季度因水位高未发掘到底的16个探方回填土挑开继续发掘到底，然后在发掘区之南、遗址的西南部跳开布了四条2×10米的探沟，以了解这一带的文化面貌。新开面积虽然不大，但因总揭露面积达500平方米，而且没有地下水干扰，可以发掘到底，收获还是很大的。发现房址、灰坑近70座，墓葬近100座。印象最深的当属41号墓的清理、房基的确认和骨笛的发现。
41号墓位于T5西南角，T11、21、22的连接处（为避免与试倔的T1-3混淆，第二次发掘的T1-3后改为T21-23），经鉴定为一位12-15岁的女孩墓，俯身直肢一次葬，虽然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但随葬品却非常丰富，除随葬石斧、砺石、骨针、牙削各一件、骨鱼镖5件外，胸前和腰间挂满了用鸟肢骨管横截而成的成串的小骨环，像弹簧一样，因很细小，而且还有不少压在身下，在工地现场根本无法数清到底有多少件，只得费好大得劲套箱整起运回郑州，从墓坑往车上抬时，几个小伙子肩膀都压出血了！计划到室内整理，但到整理时怎么也找不到压在单位库房哪里了，很是遗憾！
春天的发掘结束之后，秋天是否继续发掘，又成为讨论的议题。当时好像上级有一个总的精神，主动发掘项目要缩减，加之当时所内部分领导认为，贾湖遗址的发掘资料已经够写一篇发掘报告了，主张不再继续发掘。而我坚持认为，贾湖遗址的发掘虽然已有很大收获，但其重要价值远远没有揭露出来，好多问题刚刚有一些线索，只是初露端倪，如此浅尝辄止，不仅遗憾，而且也是不负责任的！况且当时的专项经费还很充裕，虽然只有五万元钱，现在还不够一个发掘季度用，但在每天民工费只有一元二角的当时来说，这点钱还是蛮经花的。
于是我就将我的想法向安金槐先生和当时的所长郝本性先生分别作了专题汇报，他们都很重视，郝本性所长专门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一个工作会议，听取了我的专题介绍，记得参加会议的有裴明相、李京华、赵世纲及另一副所长许天申，有没有杨肇清和曹桂岑我记不清了。会上就我继续发掘的申请进行了认真讨论，最后形成一致意见，支持我再发掘两个季度，把我提出的特殊埋葬习俗问题、聚落布局问题、文化面貌及与裴李岗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得出一个倾向性认识。到八六年下半年发掘时，我地层也摸清了，迹象也熟悉了，因此进展很快，挖的面积也很大。也就是在那个季度，发现了很多笛子，又发现了很多成组的龟。1987年春天，正好是郑大考古专业84级魏兴涛、陈朝云、李素婷等学生实习，那时由贾州杰、宋豫秦、张国硕等三位老师带实习。因为那一次人多，挖的面积最大，完整的笛子和刻画符号都是那一年发现的。
客观来说，贾湖遗址的骨架比裴李岗遗址保存得好，下层墓葬人骨已有轻度的石化，沉甸甸的简直可以作武器使用。另外这个遗址出土的笛子现在号称中华第一笛。还有成组的龟，龟灵崇拜也是中国最早的。其他的一些，例如家猪也是中国最早的。还有其他诸多的考古发现，这些也就奠定了贾湖遗址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
（谈及贾湖和裴李岗的关系，张先生说到。)
裴李岗文化和贾湖文化大体同时，但贾湖一期比裴李岗早，也就是说贾湖一期早于裴李岗文化，二、三期分别与裴李岗下、上层时代并列。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目前尚有很大争议，有些先生认为贾湖和裴李岗是一个整体，都属于裴李岗文化，只不过是裴李岗文化的两个类型；北大的一些先生认为贾湖一期为贾湖文化，之后的是裴李岗文化，也就是说，贾湖遗址有贾湖一期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但我认为贾湖文化是一个整体，裴李岗和贾湖是两个同时并存的亲缘文化。这并不是因为我挖的贾湖遗址就主观偏向认为贾湖文化应该独立，主要是因为它有一系列和裴李岗不一样的地方，尤其是有三大最重要的理由。
首先，神祗系统不同，也就是崇拜体系不同，如墓葬的头像、随葬品组合都不一样。墓葬的头像贾湖是东西向，裴李岗是南北向。贾湖随葬大量骨器，陶石器很少成组。裴李岗则大量成组的石器、陶器，而骨器几乎不见。贾湖密密麻麻的墓葬层层叠压打破，而裴李岗墓葬排列整齐。第二，生业模式不同，贾湖人吃大米，以稻作农业为主；裴李岗人吃小米，以旱作农业为主。第三，制作工艺与生活习俗不同，大体相同之处也有诸多细节不同。相同之处如，都是以红陶为主。但是，贾湖和裴李岗的陶壶形制差异明显，贾湖是喇叭口，裴李岗则为直口。形态上的差别反映的是工艺、技术的差别，贾湖的陶壶是泥条一直盘到顶的，而裴李岗则是口和肚子是分开做，然后拼接在一起。裴李岗的鼎和三足钵均为圆锥状足，贾湖的则大多为凿形和锛形足。还有，都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并且贾湖也发现了带腿的石磨盘，但是贾湖带腿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在已发掘的墓葬里只发现了一套，大多没有腿，而裴李岗墓葬里出土的几乎都是带腿的石磨盘。
所以我从这三个大的方面观察，认为贾湖是从早到晚的一个文化整体，裴李岗也是一个文化整体，裴李岗可能是受贾湖的影响，但是裴李岗有好多东西是贾湖没有的。当然贾湖好多东西也是裴李岗所没有的。
您发表了系列关于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论文，想请问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贾湖稻子的发现与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在当时发掘这个遗址的时候并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我们也不知道会发现稻子。但是虽然说那是八十年代，有各种条件的限制，我当时已经有了这个理念，就是在发掘时尽可能的取样，除了土什么都要，土也要有选择的取样。所以我取的样，现在还有没用完的呢。陶片当然要收集，除此以外还有石器、石块、骨头、大块的红烧土，我全部都收集了。这些样本，虽然当时也不知道怎么研究，有什么用，但我会先把标本拿回来再说。所以你们以后到考古工作要记住，尽量广泛地占有资料，尽量把资料采集全了。现在我还后悔个别的没有取样，比如说陶窑烟道里的灰烬，但是当时我能想到的基本上都取样了，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九零年湖南考古所的裴安平先生去山东开会，路过郑州时我接待了他，他在我那里看贾湖标本，问我这里发现有稻谷没有，我说我没有注意。他说他们当时就是首先在陶片里面发现了稻壳的印痕，进而发现彭头山遗址稻作遗存的。于是我们就去掰红烧土块，一掰就掰出来一个，水稻就是这么发现的。后来又掰出七八个。后来将这些样本送到北京找孔昭宸先生鉴定，确定就是栽培稻。
但是就这么几个稻壳，没有办法说明这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于是我们就想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弄清楚水稻有多大的量。通俗来说就是，是不是靠这个吃饭的。直到95年，我们听从建议，采用植硅体的方法进行研究，并且在实验室中从土样中发现了稻粒。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用筛子在水里晃，稻粒就会被发现。中国的浮选，是从92年在班村遗址开始的，但要说浮选，这也能算是早期的浮选，但还是比班村晚。贾湖水稻就这么发现了，并且越来越多。
长久以来我们都认为长江流域是水稻的主产区，而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是直到仰韶以后才从长江传来。但是贾湖遗址发现水稻以后，王象坤先生提出淮河上游地区的水稻也有可能是本地起源的。这个问题仍存在争议，许多学者持不同态度，我就“是不是本地起源”提出来了四个标准，到现在我仍然认为我提出的四个标准是对的。首先，是发现有早期栽培稻；其次，是有野生稻，即有野生种子资源；再次，是要有适合水稻生长的环境；最后，是要有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人，并且有生活需要。贾湖遗址其他三个方面都没有问题，唯一一个问题就是野生资源，当时也做过一些推测，应该基本可以认定。近几年我们做了大量的植硅体的工作，通过对自然剖面地层土样的分析，发现淮河流域一两万年以来一直有野生水稻的植硅体，所以这四个条件贾湖遗址都已经具备了。
我认为贾湖栽培稻有可能是本地起源，但是吃水稻的观念可能是从南边过来的。贾湖这群人很可能是从东海陆架区迁徙而来，在8500年后有一支向北扩张，与嵩山周围当地的原始土著融合发展起来了裴李岗文化。但是到7500年后，裴李岗强盛起来，向南扩张。贾湖人的一支则向西到南阳盆地的汉水流域；一支向东，到淮河下游地区，龙虬庄文化应是贾湖的后代，大汶口文化是后李文化与贾湖文化的共同后代。
张老师您培养出了众多学生，他们做了许多方面的研究，例如残留物、寄生物、工具等，这些研究对您本人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我们关于淀粉粒的相关研究的开展，在国内我们算是能排到第二家，虽然我们成果发表出来比较晚，但是我们工作开始时间很早。
其次，锶同位素的研究，通过锶同位素研究了人类的迁徙与文化的传播，我们在国内是第一家。
再次，寄生虫研究方面，我们率先通过墓葬的腹部土样来进行相关的研究。这具有创新性的意义，以前研究寄生虫基本通过尸体，比如干尸、木乃伊等，但这些东西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很难发现，但墓葬却到处都是。所以人们也就能通过这种特殊方法在墓葬腹土中找到寄生虫虫卵。现在有些地方也逐渐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这个头是我开的，我感到很荣幸。
郑州大学考古专业已经成立40年了，目前承担了河南省特色学科建设等重大学术问题，那么您认为郑大考古接下来应如何更好发展呢？
这些话我本不适合说，这次也就简单发表一下我的意见。首先我们都知道，河南是中华民族摇篮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郑大考古应扎根本土，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搞清楚。郑大地处河南，这不仅是我们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有着责无旁贷的义务。在这一方面，一定要有一个学术规划，有一个战略构想。只有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弄明白了，树立起一个标尺，别的地方才能够和我们比对。比如，我研究夏的标尺就是二里头，别的地方同时期文化都要同二里头进行比对，寻找相同点和不同点。研究商就是二里岗和殷墟，我们二里岗和殷墟的器物就是一个标尺，别的文化的器物与我们或有相同，或有不同，都要在我们这里比较。
所以，我们要有战略思维，同时还要有合作意识，尤其是要和当地的文物部门合作。建议和有全局性的研究机构例如省考古院等一起搞一个战略性的研讨，与有战略思维的专家、领导一起做一些宏观的思考。制定一个宏观的战略规划，明白哪些是我们必须做的，哪些是我们能做的，哪些是我们需要请人做的。把工作思路和问题理清以后，再做总体的布局，比如我们专业如何发展，我们的课题如何设计等等。
近年来，考古逐渐成为大众媒体的热门话题，但多数情况下大众了解的考古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考古，作为一名考古学者，您认为我们能为公共考古做些什么呢？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不能钻到象牙塔里，要用大众听懂的语言宣传自己，让大家都关注考古，知道考古是一门贴近大众的科学。让考古人把真正的考古知识向社会传播，让大众接受真正的考古知识。不能只是考古工作者自己玩儿自己的，大众不理解我们，认为我们和盗墓贼一样，好多社会上还说我们是官盗，甚至一些其他领域的学者和部分领导也这么认为。这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必须通过我们考古人自身的努力改变我们在大众心中的形象，我们也很委屈，我们这么辛苦，付出这么多，大家还不理解。但是这个不理解也不能完全怪社会，也与我们努力不到有关。
另一方面，我们社会现在的大气候确实比较浮躁，急功近利，什么都向“钱”看，比如一些鉴宝节目就起到了很坏的社会影响，他们在看一件文物时首先关注的是值多少钱。如果有人问我文物的价值，我们回答向来只有八个字，万金难买，一文不值。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则万金难买，否则一文不值。所以我们要给社会提供正确的知识，传播正能量，不能让大家将我们和盗墓贼划等号。如何传播正确知识很大程度上需要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但是社会上，尤其是领导部门和宣传部门，要听我们考古人来讲这个故事，不能听国宝帮们瞎讲这个故事。要让公众明白在关于考古的所有机会、所有场合、所有阵地，都要听考古人的，才能了解到正确的信息。考古工地开放参观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但开放参观也应该有引导。不然大众一看挖出好东西了，说是盗墓的；没挖出好东西，说是浪费国家的钱。
关于文物利用也是很大的问题。我认为文物这种东西，存在就是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保护就是目的。文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证明，证明这段历史曾经存在过，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不能因为文物不能为我们挣钱它就没价值了。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理念，即使文物不能为我们挣钱，它们也有其自身的价值。所以说，我们不能急功近利，一切向“钱”看，因为文物是无价的，它的价值是一种精神上的存在。
最后作为我们郑大考古人的学长，您有什么想对您的学弟学妹说的话么？
你们现在是学考古，但是将来不一定都干考古。不管是干什么，只要成才就行了。如果做了考古却觉得不适合自己，那也不要勉强自己。而如果真的感觉自己愿意干考古，那就下定决心钻下去，不要怕吃苦。板凳需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说考古要下决心，是因为它既升不了官，又发不了财，又要吃苦，而且也没有什么物质上的享受。并且社会上也不一定理解。但若是做好了，自己愿意去做，那么做考古便是乐在其中。
文稿由张居中先生审校
文中图片均为张居中先生提供
采访/顾大志 王贠赟
编辑/王贠赟 聂银超 顾大志 刘绅玲 蔡冰兰
胡广龄 卢世昕 商敬雯 杨思炯 王骄阳 秦嫚 刘鑫 牛浛静
审核/陶大卫 崔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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