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走好|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今日凌晨去世,享年101岁

整理丨莫群

▲ 饶宗颐先生山水画

1917年仲夏，饶宗颐先生出生在广东潮安的一个儒商之家，他的祖父曾担任潮州商会会长，父亲饶锷则是名贯岭南的知名学者，并曾大力支持当时的进步文艺团体“南社”，饶家天啸楼的十万卷藏书更是名极一时。这样的家庭氛围深深地烙印在饶先生的儿时记忆。对饶宗颐来说，16岁那一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就在这一年，他的第一篇论文《潮州旧志考》，发表在顾颉刚先生主编的《禹贡》杂志上，这标志着他学术道路的发端，也为他日后气象非凡的学术生涯埋下了伏笔。到了18岁，他便子继父业，完成了父亲的遗作《潮州艺文志》，这部著作震动了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对后来的各地方志编撰产生了深远影响。“假如不从地区做起，就没有办法写成比较可靠而且可以传之永久的全国性历史。”多年之后，饶先生仍旧在倡导潮学研究，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历史研究应该从各个地区做起，这是在现代学科体制下，在传统与当下之间建立起牢固纽带的关键。也正是从这样的“地方性”知识出发，饶宗颐逐渐构筑起他独特的“中国视野”。

23岁，也就是《潮州旧志考》发表7年之后，饶先生应顾颉刚先生之约，开始编纂《古史辨》第八册《古地辨》。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于推翻旧中国臆造的种种古史假说，探求科学的现代中国古史体系，推进中国史学的现代化，有着巨大的历史功绩，也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学科形态。饶宗颐先生能受邀参与《古史辨》丛书的编撰，意味着刚刚弱冠之年的他就已经得到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充分认可和肯定。遗憾的是，他的相关书稿尚未及印刷出版便毁于战火，现今只能看到目录部分。然而这一切并没有终结，战火并没有阻扰饶宗颐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他最终在29岁斩获了《楚辞地理考》，沿着顾颉刚等先生们的足迹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天地，为战火硝烟中的华夏文明保留了一股热力，一份希望。

从16岁到29岁，在最美丽的青春岁月里，饶宗颐完成了从初出茅庐到完全被主流学术界接纳的华丽转身。正是在父辈以及包括顾颉刚先生在内的老一辈学人的熏陶和培养下，饶宗颐开始了从潮州放眼中华，自觉勾连传统与现代的学术旅程。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沉淀，1982年，65岁的饶宗颐先生提出了田野考古、文献记载和甲骨文考据相结合的研究夏文化的“三重证据法”，强调出土古文字材料的重要性，继承并补充了王国维先生在1925年提出的以传世文献、地下材料共同论证的“二重证据法”。到了2003年，饶先生进一步指出，要尽量运用出土文物的文字记录，作为第三重证据的主要依据，充分利用其他地区新出土的文物，详细考察其历史背景。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使用同一时代的其他古国的文物进行比较研究，经过互相勘比之后，方能取得同一事物在不同空间的全新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最终将“三重证据法”扩展为“五重证据法”。“五重证据”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首先是“文献”，“文献”又分为“经典材料”和“甲骨金文材料”;其次是“实物”，即“考古学资料”。间接证据则是“民族学资料”和“异邦古史资料”。饶宗颐先生的“五重证据法”，从文明传承发展的高度审视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推动了当代国际汉学领域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的创建和深化。他运用新的数据和方法丰富并改造了传统学科范式，极大地拓展了原有的学科空间，推动了传统学科在当代的新发展、新跨越。

进入新世纪，年逾90岁高龄的饶宗颐先生并没有停止他的探索脚步。2006年，饶先生在《敦煌研究》第100期发表了《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独到地提出了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论。他以比较的视野，从古代中国、印度地理知识的交汇融合出发，通过探讨古代的“地中”观念，确定了“西北宗”论的艺术地理区域，即陇坻(今陕甘宁交界地区)以西的大西北地区。在历史上，大西北自古即为华夏和西戎交汇、交锋的广阔地域，是中外文化交融和碰撞的大熔炉。饶宗颐先生从汉唐以来的文化脉络梳理了传统诗歌和书画领域中大西北风景的绰约风姿，犀利地指出：明清以来书画理论中的视野局限，即董其昌所创的山水画“南北宗”论，并不能涵盖包括大西北在内的中国山水的风景世界。饶先生通过旷远、窎远、荒远 “新三远”的艺术气魄，指出：传统“三远”的平远、高远、深远已不足以描摹西北峰峦、丘壑的壮美。他还在继承传统绘画技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皴法，“叠经试写，以为可用乱柴、杂斧劈及长披麻皴，定其轮廓山势，然后施以泼墨运色，以定阴阳。用笔宜焦干重拙，‘皴当纯以气行’”。饶先生不仅在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论，更是身体力行地参与到了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论的艺术实践，创作了以《西岳》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传世佳作。

饶宗颐先生独树一帜的中国山水画“西北宗”论，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表现领域，弥补了明清以来传统绘画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局限与不足，为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现代转向开辟了广阔的艺术空间。

▲ 饶宗颐先生书法

饶先生的学术研究范围几乎遍及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各个领域，跨越了从上古到明清各个历史时期，囊括了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史学、词学、目录学、敦煌学、楚辞礼乐学、宗教学等13个门类，其丰厚卓著的学术成就在国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他也因此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肯定和褒奖。1962年，他所著的《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荣获法兰西学院颁发的“儒莲奖”。1993年法国文化部授予他“高等艺术文化勋章”。同年，他获法国索邦高等研究院人文科学博士学位，这是125年来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授予人文学科博士学位，也是125年来首次授予一个外国人。2000年，香港特区政府授予他“大紫荆勋章”。2009年，他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同年荣获香港艺术发展局授予的“终身成就奖”。香港大学和潮州市政府专门修建了“饶宗颐学术馆”。2011年，饶宗颐先生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社长。同样是在2011年，他更是被授予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饶先生在获奖致辞中说：“我现在虽然已经接近百岁高龄，但仍应当如《易传》所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向以来，不论在学术还是艺术的追求上，我都坚持着三点，这就是‘求真’‘求是’及‘求正’。这三点，对于一个做学问或是做艺术的人来说，是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正是这样的学问、人格、胸襟、气魄，共同铸就了饶先生的学术、艺术成就以及横贯这些成就背后的中国视野。

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经略深刻体现了他学贯中西的理论气魄和融汇古今的知识修养。在21世纪，如何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如何在文化艺术领域深切地表达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和经验，如何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是摆在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界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课题。饶锷、顾颉刚、钱钟书、饶宗颐……在这条道路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薪火相传，共同书写了现代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的不朽篇章。

▲ 饶宗颐先生绘画

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家人很会做生意，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家庭条件非常好，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二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除了家学，少年时对我影响很深的还有两个人：一是孙诒让，另一个是顾炎武。我治甲骨文的动机来自孙氏，他是我学问最早也是恒久的指路人；而我肯钻进去，肯走艰辛的学术之路，顾氏对我的影响最大。

我认为，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要让小孩心里天地宽广，让他们充满幻想，营造自己的世界，同时要注意引导他们少走弯路。

父亲为我取名“宗颐”，是期望我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因缘巧合，后来在山西华严寺、日本大德寺均有过一主持叫“宗颐”，我想或许他们就是我的前身。至于“选堂”，主要是我读书喜欢《文选》，绘画喜欢钱选，还有道教的创世纪遗说“选擢种民留伏羲”里讲到“选民”，也是对我的一个发现作个纪念。

我作书画和题词，落款最常见的用号是“选堂”，有时也用父亲为我起的这个名——宗颐。我的兄弟排宗字辈，我二弟名叫宗械，为什么叫宗械，因中国宋朝有位理学家叫张械，父亲希望二弟能师其见识高，践履实。除了乳名之外，我还有两个大家少知的别号，一个叫伯濂，一个叫伯子。濂是濂溪的濂字，父亲是希望我像周敦颐一样；伯是大，我是长子，所以叫伯子，我作的书画曾题饶伯子。

▲  饶宗颐先生绘画

我看了王国维（静安）的书受到他的影响。我从他的治学规模与识见中，懂得治学的格局应该是开阔轩昂的。只有这样才使学问做得圆融、有通识，才能开拓学术之区，补前修之未逮。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位印度人，印度汉学家白春晖的父亲白老教授。在印度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90岁了，他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他著了一本印度文化史，里面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后来我做学问也这样“溯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我11岁时写了《后封神榜》，很可惜这本书不知散落何处，至今还没办法找到。我七八岁时读《封神榜》，最引我入胜的是一个“神”的问题，这样我就写了一部小说叫《后封神榜》。

▲ 饶宗颐先生书法

我自少年时代就留心乡邦文献，弱冠尝着手辑《韩山志》，访耆老，征遗文，连类及之，又为潮州广济桥撰志，以一桥之细，勒成志书，其例罕观，而广济桥以浮舟作“活动桥”，成为桥梁史上之特例，茅以升先生评定该桥为全国五大古桥之一。1936年前后，我考证广济桥史料，成《广济桥志》，刊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上，所撰《韩山志》，惜稿已轶。

16岁编撰父亲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使其成为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著作。18岁完成该志的续写，因《潮州艺文志》见重士林，19岁时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治古代地理即植基于此时。

我父亲饶宝璇，又名饶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曾任《南粤报》主笔，也是南社4成员之一。他平生致力考据之学，一生殚精竭力，集乡先哲遗籍，上溯唐宋，下迄清季，凡所搜括，不下千种，迨至纂辑《清人别集》，竟以劳而致疾。弥留时，深以属稿未成为憾。他对平生著作俱不之惜，而独倦倦《潮州艺文志》。父亲为的是表彰先贤，故十分心切。我经过三年时间的奋心寻检，对全书20卷订讹补遗，终于补订成编。初刊于《岭南学报》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

在我成长过程中，有一位叫王韩的老师对我影响较大。我上中学第一年时，他是我的老师。他原名是思愈，意思是学韩愈。他原来是反对的，后来日本密宗大僧“权田雷斧”给他灌顶，他开始参修佛法，成为佛法大师，称王弘愿。他家里购有一部小印刷机，他自己的讲道很快就能印出来，这可以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香港的受他影响很深。

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副业”，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同意了。但是，我的古文老师王慕韩有一个主张对我影响极大，就是做古文要从韩文入手，先应其大，养足其气，然后由韩入古文，化百炼钢为绕指柔，这是作文正途。

我的许多学问是中山大学给的。1935年因续编《潮州艺文志》而知名，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聘请我担任《广东通志·艺文志》的专任编辑，时年19岁；同年，加入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学会。23岁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30岁任华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2岁被聘为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这些历程，都从中山大学开始，中山大学是我做学问起步的地方！

我的学问确实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十分感谢中山大学。我还要感谢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不拘一格，任人唯才。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实我当时18岁。这是我最早发表的论文，此前我同顾先生都还没见过面。在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中，我是晚辈后学。

饶宗颐

当代学界泰斗、书画大家。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书画、音乐、韵学诸方面都有了不起的成就，在海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历任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法国科学中心、远东学院研究院、香港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法国高等研究院等院校教授。迄今，已出版著作八十多种，发表文章九百五十余篇；另亦善诗书琴画，刊行的诗文集有十余种、书画集七十种等。仅其中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就有十四卷二十册，内容近一千两百万字。

先生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