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漫谈过年|大阅读No.242

我这一辈子，经过几个朝代，也已经过了八十几个“年”了！时代在前进，这过年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和进步。

从我四五岁记事起到十一岁（那是在前清时代）过的是小家庭生活。那时，我父亲是山东烟台海军学校的校长，每逢年假，都有好几个堂哥哥，表哥哥回家来住。父亲就给他们买些乐器：锣、鼓、二胡、洞箫之类，让他们演奏，也买些鞭炮烟火。我不会演奏，也怕放炮，只捡几根“滴滴金”来放。那是一个小纸捻，里面卷一点火药，拿在手里抡起来，就放出一点点四散的金星。既没有大声音，又很好看。

那时代的风俗，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禁止屠宰的。因此，母亲在过年前，就买些肘子、猪蹄、鸡、鸭之类煮好，用酱油、红糟和许多佐料，腌起来塞在大坛子里，还磨好多糯米水粉，做红白年糕。这些十分好吃的东西，我们都一直吃到元宵节！

除夕夜，我们点起蜡烛烧起香，办一桌很丰盛的酒菜来供祖宗，我们依次磕了头，这两次的供菜撤下来，就是我们的年夜饭了。

初一，我们一早就穿起新衣，对父母亲和长辈磕头拜年，也拿到了包着红纸的压岁钱，里面是锃亮的一块墨西哥“站人”银元！

既不会演奏，又不敢放炮的我，这一天最关心的就是附近几个村落“耍花会”的到来了。这些“花会”都是村里人办的，有跑旱船的，有扮“王大娘锔大缸”的，扮女人的都是村里的年轻人，擦粉描，很标致的！锣鼓前导，后面跟着许多小孩子，闹闹嚷嚷的。到了我家门口，自然会围上一大圈人，他们就停下来演唱，唱词很滑稽，四围笑声不断。这时，我们赶紧拿出烟酒点心，来慰劳他们，这一个花会走了，那一个花会又来了。最先来的总是金钩寨的花会。

到了一九一一年，、伯叔父母同住在一起。大家庭里的过年是十分热闹的。从祭灶那天起，大家就都忙乎起来。最先是叠“元宝”，那是用金银纸箔，叠成元宝的样子，然后用绳子穿成一串一串的，准备在供神供祖的时候烧；然后就忙扫房，用很长的掸子将屋角的蛛网和尘土，都扫除干净，又擦亮一切铜器，如蜡台、香炉，以及柜子箱子上的铜锁等。大门上贴上新的鲜红的春联。祖父还用红纸在书桌旁边贴上“元旦开笔，新春大吉”等等的吉利话。这些当然都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子只准备穿新衣服，放花炮，拜年，拿压岁钱。因为大家庭里兄弟姐妹多，祖父的红纸包里，只是一两角的新银币，但因为长辈也多，加上各人外婆家给的压岁钱，我们每人几乎都得到好几块！

新年过后，元宵节又是一个高潮。我们老家在福州市南后街，那条街从来就是灯市。灯节之前，就已是“花市灯如昼”了，灯月交辉，街上的人流彻夜不绝。福州的风俗，元宵节小孩子玩的灯，都是外婆家送的。福州方言，“灯”与“丁”同音。“添丁”是句吉利话，因此，外婆家送给我们姐弟四人的是五盏灯！我的弟弟们比我小的多，他们还不大会玩，我这时就占了便宜，我墙上挂的是“三英战吕布”的走马灯，一手提着一盏眼睛能动的金鱼灯，一手拉着会在地上走的兔儿灯，觉得自己神气得很。但最好玩的还是跟着哥哥姐姐们到大门口去看灯。有许多亲友到我家街上来看灯的，我们都高兴地点起用篾片编成的火把，把他们送走。

一九一三年，我们到了北京，又过起小家庭生活，过年供祖宗也不烧元宝了。给父母和长辈拜年也只鞠躬，不好意思拿压岁钱了。家里没有了大孩子，没有人敲锣打鼓。弟弟们只会放些小炮仗，过年就显得冷清多了。

家庭里过年不热闹，而集体的节日庆祝，却一年一年地扩大了，机关和学校里都有新年团拜，大门口还张灯结彩，也有种种文娱节目。如今呢，过年庆祝活动，更是以集体为中心，真是普天同庆！以近两年来的“地坛文化迎春庙会”为例，会上什么都有，参加的人既饱了眼福、耳福，又饱了口福。去年到过迎春庙会的朋友，回来都十分兴奋，我虽然因为行动不便，不能参加，但从报纸上的消息里，我已经想象到了那欢腾热闹的盛况，精神上已经参加进去了。

附：

            过年不过是怀念有情有义的生活｜年俗No.24【距离春节只剩1天】

图为中国画家丰子恺的作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张丰《过年不过是怀念有情有义的生活》

过年，毫无疑问是时间性的。一个过字，道出了所有的艰难与愉快。正是因为过年，我才第一次意识到时间和自我的存在，这次顿悟发生在初二那年的春节。

豫东平原的一个小村庄，除夕，对孩子来说最大的乐趣就是鞭炮。不是放鞭炮，而是从地上捡那些没有爆炸的哑炮，用河南话说就是“拾炮”。从凌晨2点左右开始，一直到6点天亮，在这长达4小时的“拾炮”时间，小伙伴们会准时等候在每一件大门外，等着主人上香，然后把鞭炮挂起来点燃。

硝烟弥漫，孩子们从事着极为危险的作业，因为并不是所有落在地上的鞭炮都哑，爆炸毕竟也有慢半拍的，一不小心就炸伤了小手。“拾炮”是纯粹的男孩子爱好，等到天亮，把所有的鞭炮剥开，把炸药集中在一起，可以做一件大事——不过就是用炸药在地上撒出自己喜欢的图形，点燃，在刹那的美丽中体会控制感罢了。艺术家蔡国强是玩这种爆破艺术的高手，不知道他的童年是否有“拾炮”的经历。

我现在回味的，并不是炸药燃烧刹那的繁华，而是一种时间感。当时的老家，没有电，也没有钟表可以定时，但我们总是能在凌晨2点以前起床，小伙伴仿佛提前约好一样，在村子里聚集。那时当然也看不到春晚，往往8点钟就上床睡觉，五六个小时后准时醒来，拿着手电筒，蹑手蹑脚走出家门。

对孩子们来说，这是新年最大的仪式，远比成年人互相拜年神秘得多。从迷上“拾炮”时，我都是带着小我两岁的弟弟一起出门。我们两个睡一张床，兄弟间的默契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通常我坐起来，他也跟着坐起来，两人各自穿衣，不说一句话。

初二那年的除夕，我像前一年一样醒来，却突然感觉到一种无聊：“拾炮”到底有什么意义？弟弟像往年一样起床，而我一直躺着没动。他推了推我，我说：我不去啦，你去吧。他就一个人拿着手电筒出去了，在他关上门的那一刻，我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把我们分开了，我和他是不同的。我有一点同情他：这么早出门，有什么意思呢？3个小时后，家人都起来吃饺子，而弟弟也从外面“拾炮”归来，我们没有就此说过一句话。

那一天，我比以往都要沉默，我知道，对我来说一个阶段过去了，我从这个世界中认出了自己。两年后，弟弟也和我一样，不再去“拾炮”了，我们躺在床上，听远近的鞭炮声此起彼伏，既睡不着觉，又无动于衷。这就是成长罢。

河南农村的新年，小孩子热衷的是“拾炮”，而成年人必须要做的事是拜年，不是见人就说“新年好”，而是实实在在跪下磕头，而且要磕三个。规矩当然是晚辈向长辈下跪，对我来说，在迷恋“拾炮”的年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开向自己父母磕头的尴尬。我向爷爷奶奶磕头，感觉自然，而向自己的父母磕头，却总觉得难为情。

家庭内部磕头的环节，在上香、一起叩拜玉皇大帝之后，而小孩子在外面疯跑，恰恰可以避开这个仪式。初二那年的除夕，没有办法再逃脱，终于鼓足勇气向父母下跪：“爸，妈，给您拜年了。”父母自然开心，而我的脸肯定是红的，但跪下之后，反而感到一阵轻松。

磕头在强调尊卑的同时，也昭示了距离，因此，向父母下跪反而别扭，因为这个仪式把自己和父母彻底分开了。对父母下跪，在玉皇大帝画像的注视下，确认自己的身份，我再次认出了自己。

农村的习俗，跪天跪地跪父母，都是天经地义，向别的长辈下跪，大多是礼节性的，长辈们往往推辞不受，互相问候一下就完了。同辈之间，不要说下跪，就连新年好都可以不说，也不算失礼。但是，我却见到过离奇的一幕，隔壁一位爷爷，只比我的祖父小几岁，前来向我祖父拜年，进门就跪下，连磕三个响头，而祖父也没有阻止他，只是用双手把他搀扶起来。两人没有多言，仿佛共同保守一个秘密。

祖母告诉我，很早以前，家里养的一只羊不见了，查到最后，发现就是隔壁这位爷爷偷偷的，而他之所以偷羊，只是因为孩子正在挨饿，家里实在没钱了。祖父没有深究，并且保守了这个秘密。当然，连我都知道了，肯定不算是秘密了，不过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人公开议论罢了。等到日子好了，隔壁这位爷爷反思己过，就在过年这天来磕头，从未间断，一直到祖父去世。

隔壁爷爷下跪的场景，是我对过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它是另一种对时间的表达，坚持多年的礼仪，是对多年前自己失礼行为的反省。作为旁观者，幼小的我感到强烈的震撼，后来我才知道，这种仪式中有某种高于日常生活的东西——情义。

王鼎钧先生在回忆录中也讲述了一个有关情义的故事。，才12岁的他跟着父母一起逃难，而他的弟弟只有几岁。父亲问他：如果将来弟弟和你的儿子一起面对危险，你救谁？他正在思忖自己怎么会有儿子，父亲就一巴掌打过来。父亲告诉他：儿子没了，还可以再生，而弟弟没了，他那一脉就断了。

王鼎钧去讨饭，要到第一个饼，就赶紧趁热拿给父母，而父亲则把弟弟妹妹召到一起分享：将来如果穷到只有最后一个饼了，也要和弟弟妹妹一起吃。我从隔壁爷爷和我祖父的关系中，感受到的就是情义，在故乡，这种东西也是越来越稀薄了。

如今人们提倡素质教育，其实有失偏颇，因为素质教育说到底是一种成功学教育，而要竞争，就要打败别人、牺牲别人，情义教育则不然，它提醒我们，世间最重要的，除了活着，还要有情有义。

我们怀念乡村的新年，不过是怀念那种有情有义的生活。怀念，仍是关于时间的概念，而如今，我们甚至只能在他乡怀念了。

去年春节，父母离开河南到弟弟在广东的家过年，那是他们60年来第一次在异乡过年，而我则从成都飞往广东“团年”。我理解，过年，是乡村概念也是时间概念，过去了，年也就远了。团年，是空间概念也是现代概念，一家人从分散的各地回到原点团聚。

我们这次团年，无法用“回到”，也根本不是“原点”，在一个陌生的空间，我们收获的是只“团”而不是“年”。按照河南农村的传说，“年”本来是一种怪兽，而放鞭炮，就是要把怪兽吓走。在广东佛山，是否还有这样的怪兽？它是否能够听懂陌生的方言？

弟弟开车到机场接我，我们一路聊天，都未涉及过年的话题，对我们来说，一起“拾炮”的岁月早已远去，那个一起长大的村庄也回不去了。不过这不要紧，因为爸爸还在，他真是过年的高手。在我和弟弟都对鞭炮无感的时候，他对放鞭炮和烟花爆竹仍然兴致勃勃，即使城市禁放，即使在完全陌生的地方，他对过年仍有热情。这次他想到的办法是，在饭店请一家人吃饭。对他来说，在大城市的饭店请客，还是平生第一遭呢。

就这样，在广东佛山，一个来自河南的大家庭，聚在一家湖南菜馆庆祝新年。弟弟的儿子在广东长大，他对磕头毫无兴趣，但他可以用纯正的粤语说“恭喜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