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基于《乡村里的中国》的现实思考

在中国，农村问题是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事关全民族盛衰的大问题。中国社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与农村有关的问题。

：截止到2015年底，全国人口预计达到13.74亿，其中农村人口达到6.03亿，占到全国人口的43.9%。自2008年国家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以来，农村社区在新形势下的发展问题日益得到广泛的讨论。，这也是基于在新时期农村社区的基本问题而展开的。

山东省淄博市杓峪村是沂蒙山区脚下的小村庄。作为当代农村生活现状的典型体现，该农村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国社区发展面临的根源性问题特征。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以该农村社区为表现对象，全景展示了杓峪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处境。针对其展现的问题，我们一起探寻一条符合当前农村社区发展的有效路径。

农村经济发展的尴尬境遇。山东省淄博市杓峪村是一个沂蒙山区脚下的小村庄。该地区多为山地，平原性质的土地类型比较少，因此该地区农民的主要经济作物是沂源红苹果，是早年从日本引进的红富士苹果，根据往年经验，这种苹果品质好，种植面积大，只要风调雨顺，收入还是稳定的。

但是该地的实际人均种植面积不到半亩，每个家庭每年估计能收三万斤苹果。然而在拍摄团队跟拍的一年中，也不知什么原因苹果收购价大幅度下滑、而且即便低价收购客商也少的可怜。

今年的苹果只卖到两块四毛五，以往平均价格也在两块七。杜深忠是当地的普通农民，他的家庭今年收获了七千三百来斤苹果，总共收入在一万五六。

按照杜深忠的说法，这点收入都到不了一个中等户的零头。另外，他今年的投入都达到了七千块钱。“付出的努力和辛苦还不包括在内，每一年付出很多但得到回报很少很少。”杜深忠说：“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裤子改棉袄。出去打工在收入上可能会有所提高，但是更多的还是卖力气，卖性命，对外面的世界茫然无知。都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对这个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咱就是没有办法，无奈……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我觉得熬这个时间都熬得很心疼，咱们这的土地不养人啊。”这是杜深忠的感言。

此外，杓峪村当地也有种植樱桃的，但是樱桃苗的结果需要五六年，当地没有雄厚资金支持的家庭一般不敢作此尝试。

精神文化需求与物质条件窘迫的矛盾。正如著名纪录片导演焦波所言：“杜深忠体现了当代农民身上少有的对精神领域的追求。”在杓峪村，唯有杜深忠是这么多年唯一一位一直坚持看《新闻联播》的农民。

杜深忠喜欢读报纸，喜欢毛笔字，村里的各种欢庆标语，春节贺庆文字都是出自他的笔下。他年轻时曾在鲁迅文学院深造过几年，也给很多报社投稿但回应不多，是个很有故事的人。老杜也想拥有一把属于自己的琵琶，但是迫于家中妻子的不满，一直没有实现愿望，最后老杜和好友瞒着妻子说以低价买的琵琶，老杜如获至宝，不断的操练，最后在村里的春节晚会上和妻子一起表演了琵琶演奏。

妻子认为琵琶不能吃不能挣钱，玩弄这些没有用，农民就应该好好种地，挣钱才是重要的，然而杜深忠不这么认为，他说人需要吃饭，但是精神生活也很重要，也需要喂哺。

村委会自治的工作困境。张自恩，杓峪村村委会主任，一心一意为当地的村民办实事。包括配合驻村干部修路，修建文化广场，协调居民矛盾，安慰孤寡老人，公开村务信息，协助招商引资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总体来看，张自恩在村民中的影响力还是有限，他自己在背后承担了很多压力却得不到支持。比如在协调村中两户家庭矛盾过程中，由于工作方法的效果不良好，导致村民埋怨张自恩，村民甚至说自己看透了法律，只有死了人才是站得住理。这体现了传统村民自治干部工作手法的单一性，然而村民进一步会将村主任看成是政府的代表，甚至去否定国家，否定法律，这是一种不容忽视且需要被关注的问题。

造成上述原因更多是村民中很多人都是个人主义浓重，对于村庄的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没有形成，比如修路政府和村委会投资，为了更好方便出行和吸引果商进入村里收购 农产品，但是有个别村民嫌修路影响自己的建房需要，便万般阻挠。如何扭转群众这种个人主义思维是群众工作的重点。

此外，村民自治干部的工资低甚至不能满足其工作期间的基本交通花费，这使得基层村委会干部怨声载道。还时常得到部分村民对其工作的怀疑。这些使得村委会干部流失率增高，团体向心力不够。

现代化与传统生存方式的冲击。张自军是杓峪村的一名年轻人，去贵州打工从工地上摔下来不治身亡，这件事对村庄里的冲击很大。农村的辍学率高于城市，农村孩子没考上大学的基本都会进入城市打工，从事安全保障缺乏的工作。按照杜深忠的说法：“现在我们农村很多出去打工的都是在卖命，没有技术只能做苦力。很多都是被现实逼着走出去打工，。”

另外，杓峪村有十几棵古树，城市为了搞绿化，将这些古树都移植到城市里。

杜深忠说：“这就是剜掉大腿的肉贴脸上。”乡村的原始面貌为了服务城市就可以得到破坏，这个问题在转型期的中国普遍存在，原始生态是山村区别于大型城市主要标志，按照挪威人约翰·高尔顿（Johan Galtung）在1980年关于瑞典的生活质量调查中，将居民所处的自然环境列为比较重要的指标测量内容。因此，一个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如果遭到破坏，这将使得该地区的居民生活质量得到很大程度的削减。

地区计划模式作为社区工作的三大模式之一，主要强调精英团体和专家在社区建设当中的重要作用。理性选择是基于资源、政策等资源，在比对所有选择方案的基础上做出可调适性方案。针对杓峪村目前的经济现状，如何链接资源、整合资源，选择适合的经济发展计划是当前需要考虑的。

以社区工作者为核心，按照农业合作社的模式整合苹果资源是可以考虑的一条路径。由于近些年村委会已经修缮了村里的交通，基本能够满足客商自如进出村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村委会反映上级部门建立合作社，这种专业合作社不同于草根专业合作社只强调集体不强调农民，要聘请专业的农林指导人员和社区工作者负责果树种植和规划管理。

在此基础上也需要合作社建立市场和供货地之间的沟通桥梁，确保苹果能以规模化的形式进入市场，增强商品的品牌价值。此外引导企业家建立水果加工厂也可以尝试，产地自销能够节省成本，也能够带来当地的就业岗位，不过这需要专家学者在发挥社会工作倡导理念的前提下，联动当地政府共同争取外部资源的进入。

地区发展模式下的社区文化营造。在进行社区工作的过程中，社区工作者如何调动民众自身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不得不承认社区工作在社区中开展工作时，除了致力于提高当地整体经济水平，如何构建属于整个社区的精神文化社区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杓峪村中类似与杜深忠这样的“文化农民”还是很少，但这并不代表这里的人们不需要文化生活。

只是在经济压力下难以去思考关于文化，关于自身的文艺兴趣，然而这一点对于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在一年一度杓峪村春节文化联欢会上，我们可以看到组织者是两个社区内的大学生，表演者有会唱歌的杜深忠妻子，有会跳舞的妇女及年轻人，有会拉二胡的老人等，这些都是社区内调动参与的活资源。

社区工作者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善于培养社区领导者，他们之间的情感距离在最开始相对工作者来讲更加亲密，发挥他们的优势是需要着重考虑的。在农闲时采取合适的活动形式，要贴近农民，增强合作意味，善于发现社区民众中的“有才者”，这才会使得社区民众对于社区产生文化层面的归属感。密切的邻里关系应该会得到很好的构建。

注重社会工作倡导在社区工作中的重要性。杓峪村的村委会主任张自恩是影片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他为了办好村中的大小事务承担了很多份外的压力。但是他为了吸引附近地区的一位商业人员王总开发杓峪村的山林，在当地发展旅游度假一体化生态园，不断的拜访王总，最终也达成了开发协议。

这个过程中村主任利用了“社会责任”的名义鼓励王总开发山林。事实上，社区工作者在链接资源解决社区问题时，特别是想采用自上而下的解决模式时，一定要懂得社会工作倡导的重要性，如何影响资源主导者给予支持，需要利用自己身份主动或者鼓励合适身份的其他人主动与主导人沟通。也要善于联合相关的有名望或者有学识的关键人物共同影响资源的注入，这往往会更加直接的促成问题的有效解决。

协助村务管理，达到管理民主和科学化。杓峪村两户村民因为村内帐务公开问题产生争执，最终出现打人事件。村长张自恩多方调解，事件还是缓慢进展。调解过程中由于程序太多，被打村民说出了自己“看透了法律，只有死人了才是有理的。”事实上村主任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在方式方法上还是太过偏说教，形式单一，最终导致问题迟迟不能解决。

社区工作者开展社区工作时，也会遇到相似问题，不能让民众失去对于法律的信心，因此加强整个社区的普法宣传是很有必要的，使民众在利益受害时或者从事触犯法律时能够思考到法律的权威性。如果出现矛盾性事件，调解的过程应该更具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使得调解不至于变成说教。

此外，面对政府层面对于农民的政策支持比如工伤保险、新农合使用规定及其他的社会福利性政策或者资源，社会工作者应该做好宣传和引导工作，争取社区居民该有的利益，使得居民更加具有权利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