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者，古韵文之一。概言之，凡可入乐者，皆可谓之曲也。其名历来驳杂，若唐人之谓曲，乃今之所谓词；元之所谓词，方为今之所谓曲也。简言之，即起于唐宋，继诗词后，大备于元明之南北曲。寻常所言元曲者，即北曲，而南曲大备于明。
曲子自地域而言分“北曲”“南曲”，自形式而言分“散曲”“剧曲”今分而言之，首言南北散曲。
【北曲】
北曲之源，元人言之甚少，明人方多有论及。王世贞《曲藻》云：“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意为词→北曲→南曲，曲自词来。此说为后世所宗，几成定论，然却非如此者。任半塘云“其所用曲调，则有越过宋词，直祧盛唐乐曲者。”此言乃曲之真源也。唐之《敦 煌杂曲子》中，笔法多有颇类元曲者。若止于文辞观，其《醉公子》等几与元曲无异。，今存元曲曲牌来源有三：
1、唐宋大曲、宋词、诸宫调。其中直接源于唐曲者有5；直接源于唐宋词者有32，而此类多为唐之教坊曲，后沿为唐宋词牌；源于宋词者25，其中格律与词 同或近似者十余只，余者或为宋词孤调，或与词之格律大异，由此亦可见曲子非源于词；源于诸宫调者26；与上诸文体皆渊源者25。
2、源于宋杂剧（此杂剧非元杂剧，乃杂技、相扑、小歌舞等杂艺之总谓。而元“杂剧”乃是对元朝兴起之戏剧专指。）教坊舞曲、宋杂曲、金院本。
3、北曲本生曲牌。此类曲牌约有60%，中有北胡俚曲若《阿纳忽》《六国朝》等，有北民俗曲若《山坡羊》《穷河西》等。另有源自军乐、酒曲、佛曲等。
自此观之，唐曲一分而三，一入宋词，一入教坊若宋大曲、宋杂剧、诸宫诸、金院本，一入民间若《敦煌词》等文风者，暗流于闾巷，绵延不衰，由宋而入金元。至元，一种杂唐宋大曲、宋词、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北胡俚曲、北民俗曲为一体之“俗乐”——元曲，横空出世。
元曲所兴乃大势所趋，必然也，究其因概有三：
一乃深得词力。曲虽非源于词，而无“雅 词”则曲难兴起。词于隋唐自西域流入中原，初本言辞自然俚俗，流于民间。后为文士取之，经温韦、李冯、欧晏等雅化，至清真而大成。南渡后，“雅风”欲烈，以至有若梦窗等个别词章令人至今费解者。词本燕乐，流于闾巷宴前，而歌者却非雅士，多为伶人艺妓，如此雅词若歌于宴前，恐令人茫然欲睡矣。其欲雅欲长，则欲难歌咏，故词之亡，非歌法亡，实歌者亡也，是以雅词亡而俗曲兴。王世贞所云“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即此也。然其所谓新声者，实为民间之旧声。此自乐而言之。
其二乃藉科举力。自胡元入主中原，不设科举者数十年，文人进身之阶为之塞，故以其才而制曲，嘲风弄月，遂北曲得白、马、关、郑等人力推，遂为一朝之盛。
其三藉朝代力。胡元入主中原，其朴直粗豪之风大 盛，加之北地自古性情豪爽，故北曲“本色”之风遂为流传。藉此三者，北曲大兴于世，遂成我中华之一代文化。
【南曲】
北曲之体，散曲早过剧曲，而南曲之体，则剧曲早于散曲，先有“南戏”，而后方有制散曲者。故欲言南曲，须首言南戏。南曲 前身为南戏，南戏者，永嘉戏之谓，其源不可考。明·祝允明《猥言》谓“南戏出宣和（徽宗年号）之后”，徐渭《南词叙录》云“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始首之”。今可见之南戏《张协状元》一剧，据钱南杨考证，为南宋早期之作，而北曲之剧曲“杂剧”乃成型于散套后为金元之际，故南戏远早 过元杂剧。是以王静安先生《宋元戏曲考》曾云“其渊源所自，或反古于元杂剧”。静安先生此言若自剧曲论之，当为是。然若自“散曲”“剧曲”整体观之，则未必恰当，概北曲源流可追溯至唐曲，非晚南曲。此于上之北曲已言明，不赘言。南戏经整合，一成南曲，既后世所存之“昆曲”，一仍自民间流传，后派生江南诸花部。
南曲之名，始见元·钟嗣承《录鬼簿》之萧德祥条，内有“（萧德祥）凡古文俱隐括为南曲”之谓，又沈和甫条“以南北合腔，自和甫始”。南戏虽起源颇早，然大兴甚晚，其因概如徐渭所云：“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由此可知，南戏初起，词语鄙下，且不叶宫商，任意歌之，是以为士人所鄙，不得张扬，久滞于民间。而北曲由白、马、关、郑等力推北曲，遂天下传唱。
南曲为文人所重，今 可知最早为胡元中期之钱塘人沈和。其散套《潇湘八景》乃为南北合腔，即南北曲混用，一南一北相间，此乃早期之文人南曲。后有萧德祥之南戏《小孙屠》，然亦未能掀起波澜，依旧为北曲独擅曲坛。至元末高则成作《琵琶记》，则南戏方渐登大雅。此亦文艺之规律，民间乃文艺之源头，然无文人介入，只可暗流于巷闾，难为精进。一旦得文士介入参与，方可为世人所重。
自《琵琶记》后，有《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拜月亭》四剧，后人谓上四剧为元南戏四大家。而据王静安先生考之，其可知撰人与年代者，唯“南戏之祖”之琵琶一记而已，余者或为明人所作，或据文风推断为元末之作。是以自诸文人介入后，南戏遂渐博传于世，至明中叶后，由唐宋大曲、宋词、唱赚、诸宫调、南地俗乐组合而成之南地“俗曲”——南曲，遂一统曲坛。
【杂剧及传奇】
杂剧者，元北曲戏剧之谓，其必用套数，分四折，有楔子，偶有五折，分旦本末本，与宋杂剧不同（后详）。传奇者，明南曲戏剧之谓。传奇之名，唐时曾谓小说，宋曾称诸宫调，而元时亦谓杂剧为传奇名，至明，则专谓之南曲戏剧，沿用至今。
散曲可谓乃诗之变体，元时止于清唱，而杂剧乃戏曲也。元杂剧之源流，王静安先生《宋元戏曲史》言之甚详，且此书版本颇多，故此间仅简言之。静安先生溯源至上古，至唐有唱舞戏，至宋有滑稽戏，又有诸杂戏，又有大曲、宋杂剧、传踏、诸宫调、唱赚、金院本等。后，散曲之套曲成熟，是以，以宋杂剧、金院本为基础，杂诸宫调、唱赚等音乐、说唱、歌舞为一体之真戏剧——杂剧，亦随之成熟，遂有《窦娥冤》《西厢记》《汉宫秋》《赵氏孤儿》等名剧传世。
明清时，杂剧亦间有佳作。若明·周宪王作杂剧三十余种，宁献王作杂剧一十二种，康海、徐渭、李开先、梁辰鱼皆有佳作，余者若王九思、汪道昆、陈与郊、叶宪祖、吕天成、孟称舜等明作家有姓名可考者约一百余人，作品约五百二十余种（清杂剧略）。然虽此，亦不免北杂颓唐衰落。
上曾言，南戏早于杂剧，而缘其言辞鄙下，久未成型。元时，杂剧南下，南戏受其影响，遂变其风。加之南北之性情有别，杂剧之遒劲朴直未能合南地之风，故南曲兴起亦非偶然。至明，南曲日渐成熟，复自南而北上，杂剧则日趋衰落。南曲之“海盐腔、余姚腔、弋阳腔、昆山腔”，戏曲史并称“南戏四大声腔”，且海盐腔在昆腔前，一度为南曲主腔。后，海盐、余姚二腔式微，弋阳腔为花部高腔吸收，而昆腔自魏良辅后，遂成为南曲主腔，传唱至今。
明·嘉靖年南昌人魏良辅客居太仓，足不下楼者十年，潜心南曲，共张野塘、过元适等改良昆腔。后，梁辰鱼以其腔撰《浣纱记》，世称“水磨腔”之昆腔，遂为南曲主腔。其腔“五音以四声为主，四声不得其宜，则五音废矣”。其法乃以文化乐，依平上去入四声演绎成乐，此与北曲之“以乐传辞”迥然。即至此，南曲仅余“字声”，由字之四声错落加韵脚而成“腔句”，不必按谱。正如沈宠绥《度曲须知》所云“但正目前字眼，不审词谱为何物……不知宫调为何物”。故，虽此时所撰南曲 犹标注曲牌，然却无意义。唱时，其不分正字衬字——水磨，不同曲牌可用同腔唱，而同一曲牌则可用不同腔调歌，是以曲牌、宫调至此已经瓦解。
虽此，亦有“并非所有传奇都为昆腔而作”，若《牡丹亭》既此，非汤氏欲“宁拗尽天下人嗓”，实其剧非为昆腔所作，乃为宜黄优伶所书。恰如其《答凌初成》开篇所云“不佞生非吴越通”，如此方有沈璟“改易《还魂》字句不协者，吕吏部玉绳以至临川”，（见王骥德《曲律》）此既沈璟更《牡丹亭》字句以谐昆腔佐证也。
昆山腔颇受士人青睐，明人称其为“官腔”，而其他南曲声腔称“杂调”。至清，昆腔被尊为“雅部”，与之对应之地方戏称“花部”。据清·焦循《花部农谭》云：“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盖（雅部）吴音繁缛，其曲虽极谐于律，而听者使未睹本文，无不茫然不知所谓。”至此，则诸花部兴起，遂有皮黄、梆子腔等至今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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