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村中学
1983年我读赖村中学时，享受供给制的待遇。供给的物资不是吃，也不是穿，只是早晚各一盆洗脸、洗脚水。长征干部也没有这个待遇！食堂灶边砌高池，将水烧得热气腾腾。我们持盆在窗外排队，窗内工友手持大铁瓢，一勺又一勺，热水顺着竹筒流到窗外的脸盆中。我走南闯北几十年，此种经历，只此一家；小说电影看了上千部，也没看过别人描写过这种场景！因此，凡能说出此事者一定是我同学，比念出我黄氏祖传的《认亲诗》还管用，到赣州来找我，恐怕我也得款待酒饭吧。
讲笑话要板着脸说，讲苦难也得笑嘻嘻地说才好吧？我一直想写赖村中学的那些事，三十余年过去，经历已转成财富，伤疤也可当作酒窝了。欲说读书，先讲洗脸。学校是载道的地方，每个读书人要注意脸面。有趣的是，我初中开始学英语，学的第一个单词就是“脸”，face，可谓中西文化高度切合之一端。乡间泥腿子刚接触英语，遇见个face,只好自己注音，在边上写“废寺”、“肥丝”，也有写“会死”的。第一个英语老师黄作亿，名字气吞山河，长相矮黑精瘦，据说武艺高强，让我们平添了些畏惧。我们天天洗漱之后，开始早读。读face也行，读 “长夜难明赤县天”也行，充分的自由。并没有老师来管束我们的纪律。隔壁班一个同学，吊儿郎当的，在书皮上写“青山一根竹，不打书不读”，惹得老师将那青山一根竹，狠狠地在他身上招呼了一番。后来他转学了。人生真是巧，六年后我去哈市上学的火车上，他就坐我对面，他考的学校在西安。此系后话不题。咱们刚入初中，劲头正足，个个嚷得颈上青筋突起，一个教室如鸭婆吵舍，十几个教室一齐吵，隐隐如闷雷声。窗外有几株夹竹桃，又叫“月月红”，开不败的娇艳！当时我们不知道这种花的花粉有剧毒，据说有人端个碗在花树下吃饭，嚼得正香呢，忽然倒下去了。我们这一届，没有一人死在花丛下，算是万幸。但是我初中的最好朋友，姓宋，却在一次闪电中被击，使我难过了好久。他是个很有才华的人，抽屉中藏有亲手绘的册页一本，一幅一幅翻给我看，各种形状的男根，画得惟妙惟肖！他比我成熟得早，对女孩既关注又鄙视，允执厥中，让我很惊奇：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现已记不清班上有几个女同学了。能把女孩送来读书的，基本上是两种人，当官的、当老师的。若是一介平民而能送女上学，我们就要佩服他：这叫与众不同。一般女孩读完了小学，略识之无了，就回家种地、砍柴、嫁人。穷乡僻壤盛产歪瓜裂枣，使得我们的审美观一直处于初级阶段：女孩子长得左右对称，即为美女。有个姓张的，似乎是公社干部的女儿，左右那叫一个对称呀！但是，美人如花隔云端，公社太高了！，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五大三粗的同学，姓蒙，在领洗脸水时与工友发生争执，那工友丢下铁瓢，冲出来揪住他：“走，去公社说清楚！”公社的威信可见一斑。二三十年后，我有多少同学当了书记、乡长！他们当年未必有刘项那样“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想法吧。正如刘禹锡诗云，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自然之理也。我们学校的女孩都花枝招展，让我们自惭形秽，自觉站在三丈之外，行个注目礼吧。
赖村中学在圩镇的东南角，面对着步青塔。但是大门并不常开，进入学校要经过一条极窄的巷。每个周日的下午，我都要扛着半蛇皮袋的米走过窄巷。这巷多窄，连我们长得猢狲一样的身材都觉着窄，哪身形硕大的肖老师、宋老师经过时，恐怕要侧过身子，否则会擦伤两肩。这是风水攸关的事。想起来，那巷太窄，恐不利于广开贤路？校园虽然方正，，设小便池一座！设计者必为几何老师。《九章算术》会不会有这么一题：“今有学校一座，要使全校各处上厕所的距离相等，问，厕所应设于何处？”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学校的风水，要用事实来说话。我未曾统计过，在此不便妄谈。当年学校的一切通告、倡议书、感谢信，都贴在这小便处外的白墙上，我们伫立于前，恭读领会之后，踅进小便处，摇头晃摇，换取一阵轻松。那个池，真如池塘，渌水泱泱的。全校有千人，每人每天贡献一公斤就是一吨。一位老师因为家里种菜，每天下午挑一担尿水，沿京九线方向走二十里，而能滴水不漏。话休烦絮。到了半夜，尽管那小便处的设计路程为最短，但是同学们求其极值，站在阳台上便宜行事。音乐大师黄建华先生宿舍在楼下，常有成为水帘洞之虞。于是，大会上，先生痛批这种不雅行为，还富于诗意地吟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赖村中学的音乐教育值得一说。我看丰子恺先生的绘画《村学校的音乐课》，画一个先生课堂上拉二胡。丰先生作画后的四十年，这一幕依旧在赖村上演，毫无二致：鹤发童颜的罗振山先生，坐在黑板下，拉着二胡，教唱《春风吹暖游人心》。建华先生比罗先生年轻，用力颇勤，对他感戴的学生似乎多一些。他教过我音乐绘画。我虽于音乐绘画毫无天赋，但是站在乡村文化的角度观察，他是一个有贡献的人。他教学生吹笛，于是每位学生课桌侧边都打了一枚铁钉，悬挂竹笛一支。现今赖村乡的人似乎吹笛者众多，多得益建华先生一支竹笛教化了十里八乡。大哉，竹笛教化之功也！我今天能够重拾笛子，能吹些独奏曲，未敢忘却建华先生引路之惠。他在宿舍门口拉手风琴，像抱一床棉被；但是那音乐当年真正陶醉过我。他夜里与同好在宿舍关起门窗吹笛拉二胡，我曾耳朵贴在楼板细细谛听。他筹建的乐队，天天下午奏《秧歌调》，可惜我未能参加。乐队还在县里拿了奖，载誉归来之后在学校礼堂汇报演出，尽管报幕的师姐把《妈妈的吻》报成《妈妈的雾》，并不影响我们给予真诚的掌声。
建华先生不独为完成教学任务，他对于树立、陶冶学生的文艺精神方面的建树不可低估。当年学校排文艺节目，有时我也驻足观看。有一位小姑娘姓肖，演小品。后来这姑娘不见了，乡间女孩读中学已属稀奇，辍学也是常事。三十余年之后，这女孩，或者应称为女士，古道热肠，与他先生一起在北京请我吃饭。，走的真正是艺术道路。对此我感触良深。人生之路漫长，草蛇灰线却伏于童年、少年时光。另外一些虽没能上大学，所受到的影响也是深刻的。我有个同学，当年也在小乐队，现在乡间务农，闲时吹唢呐为业，凡有热闹处必有其身影。他又爱在微信上发视频，所以，家乡的归亲嫁女、迎神送佛、祭祖开光，我全知道。我很珍视这些视频，因为他的视角，与我考察乡野文化的视角真正不谋而合，他懂得什么是有艺术价值的！唯有恰当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有趣味的人。
这一切，其实是无意插柳柳成荫，非赖村中学的本意。当时学校天不亮就能听见学兄宋节明吹《扬鞭催马运粮忙》。天亮后，更多的笛子响起，此起彼伏。宋芳林先生为教导主任，在大会上对此切齿痛恨。他劝同学们以功课为主，吹笛是没用的。他的原话是：“吹吧，吹吧，吹死你这抓命就算了！”几十年过去，事实证明，吹笛也是事业，吹笛也是人生，吹笛也能安身立命。我好些同学，上音乐院校，进文艺团体，当文化馆长，我衷心地赞美你们！
人不能整天搞艺术，人都得吃饭。世路无如吃饭难！赖村中学的吃饭问题，说来就大了。学校只管饭不管菜，每人都从家里带腌萝卜霉豆腐，一吃就一礼拜！吃得人人面有菜色，教室里坐满了青皮萝卜。那年我家萝卜大丰收，刨成丝，晒满了一禾坪，塞满了三大坛，三年中学，可以无饥馑矣！直到现在，我闻萝卜而皱眉，吃萝卜就反胃。信丰萝卜干久负盛名，也勾不起我的食欲。赖村中学，你能给我一点叶绿素么？你害得我、我本可以长成玉树临风的！
赖村人民历来以少吃菜为美德，谓之“斯文”。极端的例子是有人一块霉豆腐放在钢精锅里下了三天饭，到第三天时，发现那锅底被蚀出一个大洞，传为笑谈。，平素以小虾米下饭，小孩一筷子夹了两只，地主手中筷子就抡过去，给他一个爆栗。我的父母多年来致力于在我身上培养这种美德，所以等到星期六回家里，那瓶中的菜竟然能有剩余；从食堂端了饭来，我混在游兵散勇们之中，坐在井沿、踱在操场、蹲在阶前，三下五除二就把它对付下去了。学生中的君子，有名的葛志旭同志，与我们截然不同，他却从家里带了张板凳来。板凳何为？他打了饭之后，要端坐在板凳上吃！仅此一点，大家就知道自己与别人多大的差距，什么叫君子之风！孔子教导“席不正不坐”，君子没有板凳，岂能吃饭！
我在赖村中学睡过三个寝室，初一时身材如猴，一张草席铺开在水泥板上，躺上去还能滚三四圈。到初三时长大了些，却换个小寝室，各人的席子互相重叠，像一付略为摸开的扑克牌，每人只有一尺二寸五。晚上睡在这一尺宽的地方，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一根春卷，左右被同学挤得不能动弹，用两块刻有“赖村宋周五墙砖”字样的青砖做枕头，居然也无梦到天光，精神焕发。有同学还能引吭高歌，壮志凌云：“头上明月，明灯一盏，何患无路往返！”
唱歌的是我的同班同学，与我本家。武侠电影中的歌曲他总是第一个学会，有乐队里学的基础在呢。初中短短三年，霍家就传了三代：《霍元甲》、《霍东阁》、《陈真》。这些电视剧竟有这样的魔力，将一个个男同学女同学都弄得神魂颠倒。我一位师姐回忆说，老师叫全班的走读学生上交书面证明，“兹证明某某昨天晚上没有看《霍东阁》”，家长签字。像我这么正经的学生，居然也曾经在晚自习后，跟着一伙人，去村头兽医家看电视。兽医的儿子是我班同学，我们还指望登堂入室呐。不承想这兽医却闭门勿纳，可能因为我们是人而不是兽吧？我这一伙中，还有人不死心，居然还趴在人家门上从摇斗上看，听到里面说要泼沸水出来，烫死你们，才吓走了。
这样看来，我真不算是个好学生。有时还惹得班主任宋柏林先生雷霆震怒。《少林寺》上映了，票价一角五分，全班唱空城计都去了。看完回来，也感到自己钢筋铁骨不可一世，向那教室的木门一阵猛擂。老校长发现，尅了柏林先生一通。柏林先生没好气，把我们几个又捉起来尅了一通。他一边怒斥，顺手拿出一把大铁锁，比我生产队粮仓的铁锁还大，喝道，“来呀，你们朝这里打！”我们垂手侍立，心里想柏林先生房间里要这么大的锁干嘛呢？眼睛却朝那地上一大堆故纸上瞟：材料纸上，蓝色墨水龙飞凤舞写着文章，是柏林先生的字迹，写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句时，换成红墨水，可谓至诚！一页之中，如是者凡三，看得我一边惊叹一边佩服。
赖村中学秉承五七干校传统，半工半读似有年矣。学校有新老农场两处，老农场在二十里之外，地名“老嵊场”，我在那儿砍了半月的柴；新农场则较近，在离校园三里路的一处山坡上，我在此半工半读了三个月。这两个地方的经历，我各写了一篇文章，不想在此再嚼舌根了。新农场是比我大十来岁的师兄们开垦出来的，当时的情景如南泥湾的三五九旅一样辛苦。据我的一位兄长说，有一位同学，叹气道，“这样子，哪怕是牛也会累倒，别说人了！”于是被打成落后份子，开批斗会，千夫共指他的“懦夫懒汉思想”。开批斗会的传统，一直延续在学生的脑子里：直到我读书时，有一位工友因为服务态度粗暴，学生会的老兄们认为他没有一点阶级友爱，就秘密整他的材料企图斗他，晚自习里有人叫我们依次签名；结果当然斗不成，这位工友却因祸得福，进化成为人民教师，放下锅铲，执起教鞭来了。
很多老师的名字经常从记忆深处跳出来。这个群体算是赖村的高级知识份子，内中必有一些卓而不群的畸人。一位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天蒙蒙亮起来练他的铁砂掌。有一位出口成诗的教师，时常将学生们说得轰堂大笑。他还将丝瓜与黄瓜嫁接出一个新物种，在街上出售，全赖村没人认得这是啥玩意，问了一万遍“这个是什么？”老师回答了一万遍，“这是骚瓜”！一些青年才俊在这里教个三五年，或者就良禽择木去了。初一教我地理的胡德伟先生，当时刚参加工作，两脚喇叭大裤横扫校园，两眼白多黑少高傲冷峻看着我们。有一天批评我说，“你整天这种表情，象个小老头似的！”天哪，其实我那叫微笑面对一切，胡老师是不是认为我面带嘲讽？这位老师后来杳如黄鹤，不知所踪，但是我却经常想起他。人生是一个传奇。三十年后偶然听说我们隔壁中学有一位老师叫做胡德伟。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但是这参商之间，难道只是箭步之遥？为保险起见，托人去打听，此胡究系彼胡否？然后取得联系，果然是他！我约了几个赖村同学，请他吃饭，谈得十分开心。酒杯一端，多少故事涌上心头。相聚后大约一个月，德伟先生打电话来，问了一个听起来很怪的问题，“我在赖村呢，赖村中学在哪了？”他不知道，他曾经播洒青春的赖村中学，片瓦层砖都已荡然无存，木楼影院都已被高楼大厦取代，娇艳迷人的夹竹桃花，只存于我们记忆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