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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苏轼量小而瘾大的”半酣”的饮酒方式，追求恬适畅达、体味摆脱拘限、忘怀物我之妙处的饮酒心理，认为愁是可以自行调节的情绪、否定酒可解愁的饮酒观，都鲜明而集中地表现出苏轼文化性格的旷达本质，即超越是非荣辱以获得内心的平衡安适，体验个人主体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亲和谐调。
如同李白是盛唐文化大潮中独超众类的头号巨星那样，苏轼也是宋代文化领域中无可争议的魁首。这两个人各自代表了一个时代。
李白和苏轼，历代的文人才士都把他们二人视为可望不可及的“神仙中人”。李白被称作“谪仙”，苏轼被尊为“坡仙”。神仙的性格总有共同点，于是人们把这两位同乡（都生于四川）而异代的精英都叫做“豪放”派。就两人共有的某种飘逸真率、开朗达观、浪漫不羁和挥洒自如的精神气质来看，说他们都“豪放”是并无不可的。但若将这二“仙”从天上请回地上，从仙界降到人间，并置之于各自曾经生活过的历史环境中去作一番考察分析，则会发现李、苏二公的“豪放”具有本质的区别：一向外追求，一向内探寻；一热情开放，一沉思内敛，一狂放粗豪，一清雅细腻，这是唐宋两代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文人士大夫心理、性格的差异。而李白、苏轼的心态与性格的实质上的不同，正好典型地代表着这种时代差异。李白性格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狂”。这是一种外铄式的性格，其目标是张扬真率热烈之个性。苏轼性格的本质特征则显然是“旷”。这是一种内省式的性格，其目标是超越种种是非、荣辱、得失，而获得内心的平衡与安适。虽然这两种性格都表现为主体自觉的肯定和珍爱，但其本质之异是一目了然的。关于李白，本文不能详论。这里着重探讨苏轼的独特个性。王水照先生的《 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 一文（载《 文学遗产》年1989 年第5 期），结合宋代历史环境和苏轼的人生经历与思想变化，把苏轼复杂的文化性格描述成一个由“狂、旷、谐、适”组成的完整性格系统。对此我极表赞同。这里只想补充自己的一点意见，即：在狂、旷、谐、适四者中，旷与适是带有本质特征的，是苏轼性格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方面。古往今来，凡是真正深入研究过苏轼的学者，都不用“豪放”一词笼统地概括苏轼，而另有探本求源的论说。王国维《人间词话》 论苏词，便不用“豪放”字样，而是别有会心地指出“东坡之词旷”。旷，不单是东坡词的艺术风格特征，也是东坡性格系统中的重要方面。“旷”的含义比较好理解。“适”是指通过内省体验实现个人主体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亲和谐调，并从普通日常的生活中去细细咀嚼和发现愉悦自身的美。旷与适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苏轼这位一代宗师文化性格中的主导与本质的方面。这，在他的饮酒心理、饮酒方式中有鲜明而集中的表现。换句话说，把握住酒文化与苏轼“这一个”文化人的契合方式，即可相当程度地窥见他的主要性格特点，甚而进一步发现由他所代表的新的时代心理与文化性格特征。
苏轼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酒量极小而酒瘾极大的文人。与魏晋名公、盛唐诸子和北宋前期众多诗人词客大半能豪饮的作风迥然不同，苏轼在酒王国中只能算小“酒户”。对于自己”量小”而“趣浓”这一点，东坡坦然承认，而且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彭乘《墨客挥犀》 说：“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吃酒、唱曲也”。苏轼自己也具体地说明酒量小的情况道：“吾少时望见酒杯而醉，今亦能饮三蕉叶矣”（《 东坡题跋》）。从见酒就醉，到经过多年不断与酒打交道之后也只能以小小蕉叶杯三杯为限，可见其饮量实在是无论如何也“不如人”的。但东坡自嘲“不如人”，其中却含有“不必如人”的深意。东坡之不能多饮，除了其人之体质不宜多承受酒情这一先天因素外，还与他后天所获得的两点认识有关。其一，东坡持有节欲以健身的一整套养生之道。比如他那著名的“三养”之说，其二就叫“宽胃以养气”（见《东坡志林》 ）。饮多伤胃，自然以少饮为佳。其二，他认为饮酒的目的是获取精神上的愉悦和酣适，而狂饮滥醉、徒逞口腹之快是达不到这一目的的。这方面，他有两段话说得极有情趣，值得好饮酒的人们细细玩味。一是在《书东皋子传后》 中说： “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
其二是他在《 和陶〈饮酒〉 诗序》 中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 在扬州，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足而适有徐。”
这是一种全新的不求酒量、但求酒趣的饮酒观。这种哲理味十足、思想境界很高的饮酒观，魏晋南北朝狂饮避世的酒人们提不出来，唐代豪饮酣醉、追求力度和强刺激的酒人们也提不出来，而只有宋代文化学术水平极高、且又执意追求内省式的精神安适与心灵美感的新型酒人才会提出来。试看李白精于酒道，但要让他说出饮酒之趣时，却只能大而化之地说：“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月下独酌》 其二），究竟酒美在何处，让人不大明白，似乎越喝得多越有趣。这是因为李白偏重饮酒的狂豪之兴，并不留意于内心的细细品嚼之乐。杜甫说：“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愁”（《 落日）) ，看来他注重的是以酒浇灭愁思。白居易似乎已开始注意到饮酒该追求“适”，而不应以多为贵。他的《 效陶潜体诗》 其五说：“勿嫌饮太少，且喜欢易致。一杯复两杯，多不过三四。便得心中适，尽忘身外事。……一饮一石者，徒以多为贵。及其酩酊时，与我亦无异。”但当他具体描述少饮、缓饮之趣时，仍像李白一样大而化之，缺少心灵上的细腻体会“一杯驱世虑，两杯反天和。三杯即酩酊，或笑任狂歌。陶陶复兀兀，吾孰知其他。”（《劝酒寄元九））苏轼比他们都文雅。他心思更细腻，意味深长。他从来都反对泥醉，而主张“半酣”, 以真切地进入飘然欲仙的恬适畅达之境。他在诗中反复说：“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湖上夜归》）； “我虽不解饮，把盏欢意足”（《与临安令宗人同年剧饮》）；“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馀”（《 发广州》)；“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一）； “譬如饮不醉，陶然有馀欢”（《 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等等。这些话意思很清楚：东坡饮酒，不是为了逞口腹之快，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健与豪壮，而只是为了获得精神上的“适”。这个“适”字，是东坡式的酒境的主要特征，它与东坡饱经人世忧患之后追求心灵解脱以归于“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之境的目标是一致的。
以这种“欢不足而适有徐”的“半酣”方式来饮酒，就能实现个人主体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亲和性，获得愉悦身心的无穷乐趣和美感。对于这种要靠内心的清醒而灵敏的体验才能获得的美感，东坡作过极为生动而形象的描写。在《真一酒》诗中，他写道：“晓日着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在《沐浴启圣僧舍与赵德麟邂逅》 中，他写道：“酒清不醉休休暖，睡稳如禅息息匀。”在《 戏书》 一诗中，他更边叙述边设喻道：“我性不饮只解醉，正如春风弄群卉。”这几组句子展现的是一种高度审美化的雅饮之境。你看：在酒精的适度刺激下，酒气缓缓上脸，两颊升上红晕，有如晓日着颜，鲜艳可人。然后暖气休休，周流全身，有如春风散入骨髓，悄然无声，令人无比酣畅。这时的饮者，有如花草被春风抚弄，浑身轻软舒坦。这时如果酣然入睡，必定万念俱冥，气息均匀，达到禅家追求的境地！苏轼所描述的这种酒境，未经前人道过，完全是他这个不重酒量、但求酒趣的新型酒人的独特体会。欧阳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们也可以概括苏轼之意曰：“坡仙之意不在酒，在乎精神酣适也。”显然，对于东坡居士来说，酒，已经差不多超越了原始物质属性，而变成了精神用品和审美媒介。我们完全相信，东坡通过这种清雅的饮酒，曾经常常获得不可名状的酣适之味，在他苦难重重的一生中体会到了摆落拘限、忘怀物我的妙趣。苏轼这位聪明而旷达的智者，以他空明的思想境界超越了前代众多的迷狂式的酒徒。在他笑傲人生的过程中，为解脱痛苦和值得欢乐而追求饮酒的“半酣”之味，于是他在半醒半醉或“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之际，达到了个体生命既超脱世俗束缚又把握自我意识的高妙境界。这样，苏轼成了古代诗人中少有的爱酒而不为酒困、得酒美而不受酒祸的成功者。
打开苏轼的诗集、词集，即可发现其中随处都有“醉”的字样。但这种“醉”，决不是饮酒过度神志昏迷大脑麻木之谓，而是指适度饮酒之后的兴奋酣适之感。正是在这种“醉”态中，他忘怀世间的得失荣辱，纵情地享受造化所赐的一切，成功地实现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亲和与和谐，以艺术家兼哲理家的心灵摄取了无穷无尽的自然美．在他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中，这样的乘“醉”摄取美和熔铸美的篇什实在太多，这里仅仅从他的文、诗、词中各举一短章为例：
其《 书临皋亭》 一文曰： “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岔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
其《 月夜与客饮杏花下》 一诗云：
杏花飞帘散余春， 明月入户寻幽人。
褰衣步月踏花影， 炯如流水涵青苹。
花间置酒清香发， 争挽长条落香雪。
山城酒薄不堪饮， 劝君且吸杯中月。
洞箫声断月明中， 惟忧月落酒杯空。
明朝卷地春风恶， 但见绿叶栖残红。
其月夜“醉卧”所作《 西江月》 词云：
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
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
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
解鞍倚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读着这些酒后挥洒而出的艺术精品，我们禁不住要惊叹：万物皆备于东坡，世间美景都被这位天才摄入他的方寸之心中了！事情就是这样明摆着：东坡居士借助于少量的酒，使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在一种寓意于物而不受制于物的精神状态下，他领受了大千世界的无穷之美，达到主体的完全自适和充分肯定。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客观世界的美是一种现实存在，而酒也是诗人们几乎个个都饮用的常备之物，为什么唯独苏轼能达到这种物我两谐、亲和无间的微妙境界呢？显然，酒本身并没有造境的艺术功能，它只是一种起催化作用的兴奋剂。关键还在于苏轼自己胸中有一段别人不及的“佳处”，这“佳处”通过酒与客观世界的“佳处”有机化合，变成了优美的艺术境界。他自己不就说过：“赖我胸中有佳处，一樽时对画图开”吗？这“胸中佳处”奥秘何在，他在《和陶〈饮酒〉 二十首》 其一中有所泄露：“寸田无荆棘，佳处正在兹。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显然这是借诗句表达哲理。不少研究者都已指出，苏轼兼取老庄和陶渊明，建构了自己旷达闲适的自然人格。苏轼的思想兼取儒、释、道三家，但其中道家思想对他影响最大。此外，他在长期贬谪流放中把陶渊明的诗全部和作一遍，又亲手抄写了陶的诗文全集。对陶渊明下了这么大工夫的人，岂能不深受陶氏的思想性格与饮酒方式的影响？所以他胸中的所谓“佳处”，正是取老庄自然无为、万物皆空的观念和陶渊明复归自然、自得自适的精神加以熔铸而成的。正是靠这种精神上超乎常人的“佳处”，他寸心空明，洞悉万物之理，处变不惊，时时保持自我的主体意识，“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不但随遇而安，旷达自适，而且还能以应付世事的余裕去追求和遇合愉悦自身的美，完成了大量的使他千载扬名的艺术创造。苏轼的一生，屡遭挫折，他不幸成为北宋激烈党争的牺牲品，，都曾使他濒临死境。他大半生作为被流放的罪人，南迁北徙，经受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无法承受的磨难。所谓“问汝平生事业，黄州惠州澹州”的自嘲，正是他苦难屈辱一生的真实写照。为要度过人生的难关，超越荣辱升沉以保持自我的人格与精神，他就必须寻求最佳的思想解脱途径。兼取老庄陶潜以构筑心理防卫的堡垒和自我超越的思想境界——亦即他所谓“胸中佳处”，看来是时代环境和诗人本身的生活道路所促成的一种选择。而上述的注重精神酣适、注重获取愉悦自身的美的饮酒观与饮酒方式，不过是苏轼这种“胸中佳处”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
或许人们会发问：苏轼把“半酣”自适的酒境写得如此之美，其中就没有解愁消忧的动机，没有忧患意识的渗入吗？
苏轼的以“旷”和“适”为本质特征的性格系统，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忧患意识给“逼迫”而成的。他的一生，，与忧患相终始。他甚至愤激地说：“人生识字忧患始”（《石苍舒醉墨堂》）他立意“独善其身”，构筑内省式的旷达谐适心灵世界，也就是为了避开人世忧患，超越是非荣辱，以回归自然。他的名句“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表达的就是这种思想意向。因此苏轼的思想和性格即使不能说是渗透了忧患意识，也是以忧患意识为背景的。他的饮酒，从根本上说，是服从于解除忧患这一大目标的。他饮酒显然有消忧解愁的动机。他就曾将酒比喻为“扫愁帚” ；（《洞庭春色》 诗）。并颂扬酒的这种“功德”道：“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 薄薄酒二首》 其一）这样看来，他饮酒似乎和一般诗人没有多大区别。但实际上他对于酒可解忧愁这个几千年的定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别具慧眼地看穿了酒是一种外在条件，而“愁”是人心中产生的一种可以自行调节的情绪，因而明确地提出了“无愁可解”的哲学命题。他针对当时洛阳人刘几为乐工花日新的越调《解愁》 一曲所作歌辞，反其意而创制《无愁可解》 一词。在此词序中，他议论道：刘几以酒解愁，自“以谓几于达者”，其实“此虽免于愁，犹有所解也。若乎游于自然而托于不得已，人乐亦乐，人愁亦愁，彼且恶乎解哉！ ”这种思想，来源于庄子：“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庄子• 逍遥游》），苏轼在这里显然从根本上取消了“愁”的客观性存在，也就是取消了“解”的前提。他认为：人的个体只要顺乎自然，与之亲和为一，欢乐忧愁一任众人，也就用不着借什么外物（比如酒）来“解”什么“愁”了。只有进入这种思想境界，才算真正的“达”者；而如果相信解愁不解愁要由外物决定（比如由酒决定），则根本不能算“达”。这就极彻底地否定了酒的“解愁”作用，把他自己和历代借酒消愁者区分开来。因此我们看到：在苏轼那里，酒不再是苦闷的象征，而变成了旷达、恬适、乐观性格的润滑剂，成为人生心灵自由的启动器。他追求悠然适意的酒趣，这正是他基于所处的险恶忧患环境而坚持乐观性格、坚持生活信心的重要手段之一。东坡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是否真的“无愁可解”，而是他在长期的偶然兴会、率意悠适的饮酒中，利用了酒使人脑疏离外物的麻醉功能，排开了事实上存在的忧愁苦闷，而使灵魂与天地亲和，获取了身虽不自由而心却极度自由的人间大自在和大好处，诚如西方学者所说：“心境愈是自由，愈能得到美的享受”。东坡在心境自由的状态下充分地发现和享受了美——酒境的美、生活的美和艺术的美，所以他的饮酒方式足为百世师表，他的生活方式——包括诗酒风流的方式——被后世文人士大夫群起效之。
宋人费衮《 梁溪漫志》 卷六“晋人言酒犹兵”条引苏轼《和陶饮酒诗序》 后说：“东坡虽不能多饮，而深识酒中之妙如此。晋人正以不知其趣，濡首腐胁，颠倒狂迷，反为所累。”从费衮的对比褒贬中可以看到古代酒文化的进步和酒人的文明程度的提高。只可惜，由于社会历史诸因素的消极作用和人情世态变化的不平衡，这种进步和提高总是只在一小部分人中得到实现。东坡居士之后的几百年中，由酒文化潮流所反射出来的诗人心态，依然复杂万端，令人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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