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安潮
随着发扬传统优秀经典文化学术氛围的影响，古谱逐渐受到了各方的重视。与上个世纪80年代“古谱热”不同的是，当前的古谱良好发展态势不仅在于理论研究的推进，还在于古谱普适性的传播与发扬、教学与演奏的实践性领域的开拓。虽说大家的态度上重视了许多，但古谱毕竟是历史遗存的文化之一，它们与现代的五线谱、简谱等通行谱不同，它们与现实中的关系仍有着较大的距离。恰当地认识到这些差距，对于推进古谱的理论研究、音响复原及其与此相关的创编发展，都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现存的中国古谱有文字谱、乐器手法谱、律吕与宫商字谱、工尺谱等诸种，它们在有些民间乐种中还有少量运用，如西安鼓乐、福建南音、冀中笙管乐、古琴曲等。但由于现行教育的方式，使新一代的乐种传承人对其古谱也在不经意间疏远起来，其实际运用与历史遗存认知的脱节，是古谱远离我们的首要问题。如果说这种看得见的距离感还是只是问题之一的话，而观念上的抗拒，是古谱远离我们的又一鸿沟。古谱的谱式符号的难记、难解、繁琐，尤其是其多解性，使得新一代的古谱学习者面露难色，在不自觉中产生了观念上的抗拒，再加上现行的谱式教学与它们的脱节，致使观念上的抗拒越来越重。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古谱确实离我们很远，金建民在其电视片中将敦煌琵琶谱称为“天书”，正是基于此。但“天书”是无法解译的，古谱则可以通过辩析、考证而能解译为现行的乐谱（如五线谱、简谱等）。如此来看，古谱与今天的音乐人似乎没有那么远。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拉近与古谱的距离呢？我以为可有如下方法值得尝试。
一是加强理性认知。在宏观层面，加强古谱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此去认识每一种古谱形成的背景，并进而认识其谱式特点，是理性认知所必需的环节。是按照历史的先后关系来安排认知的过程呢？还是按照谱式的难易程度来进行呢？我按照古谱由浅入深的顺序曾经尝试过，也就是从离我们最近的工尺谱开始，进而到减字谱、俗字谱等。这样的顺序有助于培养认知者的兴趣，不至于被难度太大的隋唐乐器手法谱给一下子难住，从而裹足不前了。但缺点是，这一过程不能理解谱式符号的渐变过程，对其特点和文化内涵的认知也容易流于表面。我也曾尝试过古谱由古至今的发展线索来安排认知的渐进次序，优点是很容易厘清古谱发展的线脉及谱式符号特点，但缺点是，在如文字谱《幽兰》等难解的点上最易“卡壳”，推进不下去。如何选择理性方式及顺序？要看认知者的音乐史背景而再来商定，方为其妙。
二是加强感性认识。遗存古谱反映的音乐多是经典之作，它们都经受了历史尘沙的磨砺，自然都是优秀之作。因此，通过这些音响复原的演绎，给当代人以明确的感性认识，不仅是古谱“活态”传承的重要环节，也是加强感性认识，并藉此而吸引更多人投身于此的重要途径。如何加强感性认识呢？学术性的解译音乐会是基础之一，它有助于以接近原貌的音响而再现古谱的音容。但其缺点是音响色彩单一，或可能会因其风格过于雷同而使听众乏味。以现代编配而新释古谱是又一重要形式，它有助于因附加了的音响色彩而丰富古谱的音乐，陈应时等教授就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在欢迎英国学者L.毕铿的音乐会上进行过此类的尝试。近期，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林在勇的倡议下，朱晓谷等专家也在编配陈应时解译敦煌琵琶谱成果，从而再做古谱感性认识的深化。笔者也在西安音乐学院韩兰魁、冯勇等领导的资助下，通过编配更多类型的古谱译谱，增强古谱认知的当代审美融会，加强古谱的感性认识资料。
三是拓展外显空间。《经典咏流传》中展现的古诗词有多种样态的形式和手法，从而拉近了与各种欣赏人群的距离，其形式与方法也可运用于古谱的传承发扬之中。以古谱而作的现代音乐从20世纪之初即已开始，古典琵琶谱和古琴谱是较多的选择素材，如《苏武牧羊》《浔阳琵琶》《广陵散》等。1949年以后，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大量的古谱素材被融于创作之中，除了古琴谱、琵琶谱之外，笙管谱、“九宫大成词谱”等种类繁多的古谱被置于新创之中。近年来的文化复兴思潮中，像叶国辉以《酒胡子》等唐乐谱而创作《唐朝传来的音乐》、张旭儒以敦煌琵琶谱素材而创作的《丝路追梦》之《狂想曲》等，就在拉近古谱与今人之间的距离上做了有益探索，从而拓展了古谱的外显音乐空间。
寻古探幽是当下的经典文化传扬的重要视角，负载了诸多古典音乐文化讯息的中国古谱是当代音乐发展的重要素材。只有认识到古今之间文化认知间的差异性，从中寻得缩短距离的捷径，才能将遥远的古谱在认知上变得亲切可感，在心理上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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