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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虽然家乡离工作地不远，但一年也回不去几回。春节临近，对家乡的思念愈发浓烈，家乡的一水一草一木总牵动着我的心肠。
我的家乡在周瑜故里的舒城县干汊河镇，那里是一片原野，向四处无限延伸，零零落落的村庄就矗立在广袤的平原上，显得格外突出。村庄的四周是大片的农田，春、夏季节种植水稻，秋、冬季种植小麦和油菜。村庄前有一条小河，每到春、夏季节，从上游龙河口水库流来的清水就从这小河欢笑着徐徐流下，滋润着周边的农田，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了清泉和活力。乡亲们世世代代在这里辛勤劳作、繁衍生息。
田埂放牛、下河摸鱼、田间劳作，在这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上世纪80年代，家乡还是相当的贫困，我们全家守着这七、八亩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仅够糊个口而已，一旦遇到收成不好，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小小年岁的我，也跟着大人下田插秧、割稻，那种辛劳、那种苦涩，至今还感同身受。
小时候最盼望家人来客人，因为客人总会带几颗小糖之类的零食，让我们好不喜欢。还有客人来了，家长对我们的管束就放松了，我们就可以稍微放纵、撒野了，这时大人总说我们是“人来疯”。更重要的是，来了客人，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了，但那时家里贫困，最多从肉贩里称点猪肉，或杀一只家里养的鸡，再从菜园里摘点新鲜的蔬菜，这已是相当高的规格了。但吃饭时，大人还是不让我们上桌，特别叮嘱我们，不要上桌夹肉吃，只有等我们吃第二碗饭时，才能去夹一、两块肉。即使这样，我们也感到很满足，因为已经有肉吃啦。多少年后，懂礼貌、守规矩、为他人着想……这些家风依旧影响着我们。
春节是小孩最快乐的时光，我们可以穿新衣、放鞭炮、敞开肚皮吃肉……特别是拜年的习俗，总让人印象深刻。大年初一早上，一帮小孩像约好了似的，四、五点钟就起床，家家户户去拜年，“大伯、大妈、大爷……”叫个不停，长辈们或拿糖或拿烟。拜了这村庄再拜那村庄，跨区域拜年，把拜年的小包装得满满的。
念小学时，学校离家有两里路，每次我们都是赤着脚奔跑在上学或放学路上。我们那里属于岗区，路上凹凸不平，被晒干的泥巴像瓦扎一样，特别扎脚，但我们走时间长了，也习惯了。但遇到雨雪天气就难办了，因为家穷，买不起胶鞋，好多学生踩起了高跷上学。所谓高跷，就是选用两根约一人长的树棍，从底部以上约半米处，用刀斜劈一个供脚放置的地方，这样，在雨雪的路上，学生们踩着高跷，摇摇晃晃上学去了，这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
后来，我上了初中，中学离家约有十里路。那时上学全靠步行，有时我们就走小路抄近，即使这样也有七、八里路远。早上学校是六点二十早读，我们经常四点就起床，天没亮就从家出发；中午是个难题，因为如果中午在学校吃饭就要交五分或一角菜钱，家里穷，这个钱有时也很难拿得出来，我们只好中午也步行回去吃饭。有时学习紧张，中午在校就餐，就用小瓶从家中带着菜过来，这样中午就将就吃点。
后来，上了大学，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但春节期间，无论怎样辗转，还是要回家的。我们常常与大量的农民工一起，挤火车、挤汽车，百转千回，历尽艰难，到家的感觉好温馨。
上班了，家回的少了，但家乡的点点滴滴还挂在心上，每每听到村庄来人说到家乡的变化，总令人特别的振奋。
近年来，家乡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水泥路通到村庄了，好多人家盖起了小洋楼，农田也被大户流转了，村民们靠在外赚了不少钱。但最大的缺憾就是村庄的人越来越少了，记得我们小时候，一个村庄几十个小孩，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下河洗澡摸鱼、扒藕偷芋，大人防不胜防，现在村庄几乎见不到小孩。大多数人家大门紧闭，有人的人家大多是老人，他们手笼在袖里，倚在墙角，低着头，哄着火或晒着太阳，看到我们的到来，才露出了笑容，连忙招呼我们进屋坐下。
老人们说，村庄只有到春节期间才稍微热闹一点，年青人大多出外打工了，小孩子们也在县城或外地读书，回家的机会很少了。
市场化、城镇化带给农村的就是萧条和落寞吗？在村庄东头的一角，几个老年人正沐浴在阳光下，叼着烟斗，他们细数着家族的渊源，思量着要把家风如何传承下去。不远处，还有几个年青人围坐一起，高谈阔论，他们决定把一口废弃的水塘重新挖掘，准备搞一个垂钓中心，再办一个农家乐，吸引城里人来此休闲娱乐。远处，田野边，几个小孩也如我们儿时一样，正对着满地枯草，纵情地放火烧了起来。看着欢腾的火苗，小朋友们开心地笑了起来，有人不禁吟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是的，这是涅磐的乡村，这是春风吹又生的乡村，它的前景孕育在千百万人的乡愁中，孕育在归来游子的使命担当中，孕育在纵情戏耍的小朋友世界里。（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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