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初期，照相业在中国的沿海城市已有相当基础，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后，北京、天津等地的照相馆当时也被视为“洋玩艺”而受到冲击，一度陷入停顿，致使大量的照相技师纷纷离开京津等地，远走他乡异地业。在这种大背景下，大同开始有了照相馆，如设在大北街的华丰照相馆就是在1903年8月开业的，但这绝不是大同的首家。特别是北京至大同的铁路开通之后，照相器材和照相新技术更为方便传入大同，因而大同的照相业如同雨后春笋。短短几年间，一个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小城就有照相馆十余家，如今在华严寺里放置的民国二十五年修缮华严寺的功德碑上仍可以看到华丰、同芳、义和三家照相馆的捐款记载。
民国二十六年，日军进入大同后，一些日本商人也开始在大同投资兴办照相馆。在日本战败投降前，大同的十五家照相馆中，有三家系日本人所开，即金龙写真馆、西村写真馆、酒宝写真馆。而大同人开的照相馆有广川、华丰、华珍、义和、大美、久顺、义美、三友、新中、联合、天容、玲珑总计十二家。
一九四六年，由于战乱的原因，照相馆在此时大量锐减。据有关资料记载，一九四六年大同注册经营的照相馆仅剩七家。其中大北街有义美、华丰、鸿记，大西街有三友、义和、九龙，而大东街仅有一家荣光照相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一日，大同和平解放后，历经三年惨淡经营、大伤元气的大同照相业才开始再度焕发生机。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出台后，做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大同，人口开始骤增，全市总人口从一九四九年的186，661人到一九五八年的十年间，人口增长到了651，534人。此时的照相馆发展极快，全市的照相馆多达二十余家，均为公私合营。当时有联合摄影社、新新摄影社、九龙摄影社、城区摄影社、和平摄影社、天容摄影社、新中照相馆、义美摄影社等多家照相馆，口泉区也有大众摄影社等三家照相馆。
六十年代初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大同的照相业开始萎缩，，的狂风使大同的照相馆再遭劫难，设在大北街249号的新新摄影社更名为红旗摄影社，一年后再次更名为工农兵照相馆，设在大西街27号的九龙摄影社更名为人民照相馆，新建西路增设红卫摄影社，城区人民公社照相总店更名为大同照相总店。，从这一点可以看到，。
，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的东西开始理性回归，工农兵照相馆改名为大北街照相馆，红卫照相馆改名为新建路照相馆，，一直延续到大西街改造时折除，火车站附近增设了车站照相馆，而大同照相馆因所处最繁华的大西街，逐渐成为大同照相业的龙头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