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目前所有的学科中，恐怕没有一门学科像历史学这样充满矛盾和纠结。一方面，要想“还原”历史真相，最佳途径自然是直面研究对象，但可惜时间不可逆，历史也就具有不可复制性，人们无法重新回到历史现场；而另一方面，历史学又是一门后见之明的学问，要想对某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又必须与历史现场保持足够的距离。这像极了两首诗：“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就第二点来说，历史学研究最需要的就是贯通眼光，要跳出历史事件本身，凌空眺望整个历史长河，才能真正把握那泛起的一朵朵浪花。比方说，要想明白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必须追溯到半个世纪前（1792年）马嘎尔尼使团那次打破中国在西方神话的访问。
今天，跟各位分享近代早期一本最牛逼的书，它产生后在中国无人问津，却机缘巧合流到东洋，打造出一个强大的日本。它在两个国家的不同遭遇，充分说明了在历史转折关头所做出的不同抉择，将直接影响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也折射出一个普遍真理：观念的变革永远要比技术的变革难上百倍、千倍、万倍。
它，就是近代横跨政、学两界的牛人魏源所撰写的皇皇巨著——《海国图志》。
魏源何许人也？请自行“度娘”。祥哥在这里给他加几个标签：
经世学风的倡导者；今文经学的健将；出色的改革思想家；；向西方学习的先驱；才、学、识、德兼备的“良史”。
是它，真正揭开了“开眼看世界”的序幕！
《海国图志》初版于1842年，但编写这部书的念头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伊始就在魏源的头脑里形成了。1840年8月，一名叫安突德的英军军官被俘虏，魏源参与了审讯过程，从而获得大量关于英国的第一手资料，形成了初步认识，并尝试编写了《英吉利小记》，书中称“欲师夷技收夷用”。显然，向这一不同于“天朝”周边少数族群的“外来蛮夷”学习的思想实已萌芽。眼看着号称“天下无敌”的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魏源在愤懑之余开始反思，认为中英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原因，英人对我可谓了如指掌，而我对英人则茫然无知，遂大声疾呼：“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这就是此书撰写的背景！
当然，《海国图志》能够写成，也得感谢魏源的好友——那位刚到广州仍未睁开眼的林则徐。1841年6月，被贬谪的林则徐在镇江将其所编译的《四洲志》等资料悉数交给魏源，希望魏源能在此基础上编成一部介绍西方世界情形的著作。（从这一点上说，尽管林则徐本身“开眼”的程度有限，但他仍为晚清中国的开放做出一定贡献，仍不失为先知先觉者。）
魏源广泛收集各种资料，尤其是大量的外国文献，终于在1842年底将《海国图志》出版，共50卷、50余万字，包括许多地图、枪炮图解等。此后，他又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做了两次修订，增添了大量的西方技术图解等，最终在1852年形成100卷本、近百万字的皇皇巨著。
魏源开篇就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尽管他在书中仍然使用了“夷”这一带有天朝思维、华夷之辨的名词，但将“口”字旁全部去掉（古人以此来表示对周边少数族的蔑视），而且尝试“以复古为解放”，重新用文化（文明）标准来界定华夷之辨，而非以地域和种族来区分。（后来，魏源在编写《道光洋艘征抚记》时即将“夷”全部改为“洋”。）
当举国都沉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时，敢于承认自己不如“夷”，还要向“夷”学习，这需要多么大的魄力！要知道，知识阶层普遍接受这一观点，是在洋务时期，中间足足隔了20年。（当然，这里说的接受自己不如“夷”，是就技术层面而言，整体文明层面的骄傲感被击溃则要迟至甲午以后。）
《海国图志》的内容十分丰富，上到天文地理，下到民间风俗，可以说无所不包，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当时同类著作中最牛逼的存在，没有之一。
地理方面自不待言，古代中国人普遍认为：“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乎内外，所以限也。”（改变人们的身体很简单，只要让他感受到即可，但改变人的观念却极其困难。直到维新时期，皮锡瑞的儿子还在《湘报》上这样宣传：“若把地球来参详，。地球本是浑圆物，？”）
最令人啧啧称奇的是，魏源竟然冲破中国士大夫在几千年专制制度下形成的天子圣明、臣子匍匍于地的思想模式，认识到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进性，称赞“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尤其是高度评价美国民选总统、四年改选，改变以往君主国家王位至死不变为天经地义的制度，为“可不谓公乎”，“可不谓周乎”，盛赞这种制度为极其公正、公平和完备，这些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论，当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很多人知道魏源，但不一定知道与他同时期的另一位牛人。他叫徐继畬，写了一本与《海国图志》齐名的《瀛寰志略》，同样盛赞西方民主制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的反应不可谓不快，只是这样的人物实在太少太少。否则，近代这一历程何至于蹒跚前行近百年。）由此还可以看出，梁启超所谓近代向西方学习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三个层次，也只是从整体上而言的。
对于魏源《海国图志》在近代史上的影响，梁启超有一段十分精到的评论，他说：“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之关系，不得谓细也。”我们从洋务运动，甚至是维新运动中，都能看到它的影响。
历史总是喜欢开玩笑。谁也没有想到，如此牛逼的一本书，却在中日两国遭遇了截然相反的待遇，让人唏嘘不已。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按照常理推断，鸦片战争的惨败应当能让中国人警醒，至少能引起对来犯之敌的兴趣吧。什么蛮夷这么厉害，竟然把我堂堂天朝上国打败了？就连道光帝在审讯英俘时也忍不住要问：“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至回疆有无旱路可通？与俄罗斯是否接壤？”按照这个逻辑推导下去，《海国图志》的问世显然满足了人们对这方面的信息需求，理应大获成功。
历史如果都能按照正常逻辑推演出来，那么也就失去了“不可知性”这一最大魅力。无比残酷的现实是，《海国图志》不仅没有受到中国人的追捧，反而遭到一众士大夫的谩骂、诋毁，，坚决封杀，毫不手软。承载着魏源全部希望的《海国图志》，在中国如同石沉大海般悄然沉寂。直到1858年，时任兵部左侍郎的王茂荫才在《请刊发海国图志并论求人才折》中写到：“臣所见有《海国图志》一书，计五十卷，于海外诸国疆域形势，风土人情，详悉备载，而于英吉利为尤详。而盖前此之办理未得法，后此设种种法：守之法，战之法，款之法，无不特详。战法虽较需时，守法颇为易办。果能为法以守各口，英夷似不敢近。未审曾否得邀御览？如或未曾，乞饬左右购以进呈。闻其书本故大臣林则徐在广东办夷务时所采辑，罢官后为已故知州魏源取而成之。其书版不在京，如蒙钦赏为有可采，请饬重为刊印，使亲王大臣家置一编，并令宗室八旗以是教，以是学，以是知夷难御非竟无法之可御。”此时，魏源已经离开人世，到另一个世界去继续追寻救国梦。一代英才终究没能看到自己耗费大量心血的著作大放异彩！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在中国受尽诋毁的书，却漂洋过海传到日本，在那里形成了一个《海国图志》时代，打造出一个新的东方帝国，并在后来的甲午战争中成功取得对中国的完胜。历史跟中国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或者说是无情的嘲笑！
1633至1639年，日本德川幕府连续发布五道锁国令，正式步入闭关时代，仅保留与中国、荷兰、朝鲜等之间十分有限的贸易。正是这个空隙，让《海国图志》得以在1851年被一艘中国商船带到日本（一共只有三部）。，，。第二年，中国商人再次将一部《海国图志》带入日本，仍然被没收。1854年，中国船主陶梅等又带去十五部，其中七部被日本当局征收，剩余八部终于能在市场上公开发售。
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不到五年时间，《海国图志》在日本已经形成供不应求的局面，价格也翻了几番，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除原版外，仅1854年的翻刻本就多达十五种（很多是选译）。换句话说，《海国图志》成为“幕末”日本人了解西方的必备文献，甚至被作为私塾教材。
正是借着这股浪潮，日本的政界和知识界逐步走出了闭关锁国的阴影，步入高速发展的近代化时期。我们来看几则评论：
日本学者大谷敏夫：在幕末时期，“《海国图志》起了决定日本前进道路的指南针作用。”
日本学者北山康夫：“魏氏之革新与批判精神给予日本维新分子以极大的鼓舞，诸如佐久间象山及吉田松阴等均受其影响。”
：“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之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
当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天朝思维”可以休矣！
一本著作，缘何在中日之间遭遇了如此天差地别的对待？一言以蔽之：历史环境不同。
《海国图志》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知识接收能力！长期以来，中国人关于外国的知识都来自于中国人自己编写的著作，而且数量极少，因为我们是天朝上国，地大物博，不需要对外面的世界予以关注。到鸦片战争前，有清一代的世界史地著作不过几十种，质量较高者如《海国见闻录》等多成于对西学感兴趣的康熙及其时代，但其中关于欧美的介绍十分有限。与已有书籍不同，魏源在编写《海国图志》时，采取了“以西洋人谭西洋”的取材原则，大部分参考书籍出自传教士之手。（实际上，自19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就已经有意识地以中国人作为阅读对象出版相关书籍，不过始终局限在东南亚，根本传不到正在闭关的中国人手中。）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形成具备类似知识层次的群体，而《海国图志》是将传教士40年来的宣传成果一股脑端到中国人面前，根本无法消化。直到中西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天朝尊严再次遭到无情打击，中国人才开始试着去消化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也就是洋务群体。
日本的情况则有很大不同。日本虽然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有不少人通过贸易方式去了解西方，尤其是荷兰，甚至形成了“兰学”这一与儒学、国学鼎足而立的新学科。在《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之前的一百年里，日本人所出版的世界史地著作高达几百种，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中国。这是《海国图志》能在日本形成风潮的重要前提。至于民族危机等现实需求，自不待言。
近些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天朝思维”就像僵尸穿上新装一样，又开始在某些人的头脑里复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非常值得警惕。
联想到晚清七十年间不断上演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咄咄怪事，我们要说一句：天朝思维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