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小琴：作家出版社编辑，责编有《见笑集》《我和于是之这一生》等。
康春华：在前几代编辑大家那里，职业理想高远、学术造诣精深、编辑功底扎实，被视作一种“编辑传统”。理想主义的坚实落地，也需要丰厚的人文底蕴积淀与过硬的编辑业务素养。文学编辑亦是如此。能否谈谈，编辑在编务过程中，如何用学养支撑一本文学好书的落地？能否分享一些你编辑生涯中弥足珍贵的经验之谈？
陈玉成：我们在编稿时，经常需要处理大量的文学之外的专业知识、行业术语，内容涉及多种人文学科知识。书稿中每一处硬伤和潜在的差错，既是在考验编辑的工作态度，也是在检验编辑的知识储备。这种功底更多是一种学养的积淀。在出版界，周振甫、沈玉成、傅璇琮等前辈学者型编辑家为我们树立了难以企及的标杆。尽管如此，编辑仍要立志做“杂家”，在最广泛的读书范围内博观约取，以做学问的态度严谨审慎地对待每一处文字和标点。编辑尤其不能放弃终生学习的能力，要以有涯之生，去求无涯之知。这些年一直专注做中国当代文学的出版工作，作家的创作背景经常设置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其中既会有波澜壮阔的历史洪流，也常有百姓人家的世俗烟火。那编辑就需要对上个世纪中国的历史大势、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做到了然于胸，对各种文学思潮、社会变革有基本的了解和认知。做不到这一点，就很难和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共情，更做不到对作者的创作以了解之同情。所谓功夫在诗外，编辑的人文底蕴不是在编稿时才慢慢积累的，而应该是一种“文学的日常”。
姬小琴：编辑职业之所以迷人，大概是因为面对的文本是多向的。好的创作，每一部都在探寻别样的精神世界，作者抵达的深度和广度，自然要求编辑也能够同步抵达。做编辑久了，会越发觉得自己知识的匮乏，面对书稿中出现的新领域、新知识点，只能不断学习。比如，《见笑集》收录了黄永玉自1947年始至今未间断过的诗歌作品。这部全编性质的诗集涵盖了他一生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节点，他的人生经历又过于传奇，理解这部诗稿，就一定要读他的系列散文杂文，读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才可能领会文字背后的内蕴。
江 晔：“理想主义的坚定落地”，真是铿然有声，背后的学养不仅指编辑的学识、眼光、勇气、匠心，应该还要具备一种品格，要做一个芒寒色正的人。编辑能力是一种全方位的呈现，包括独到的眼光，敏锐抓取到读者喜爱的方向，挖掘好选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过硬的专业知识，能够熟练掌握整个编辑流程以及具备解决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全渠道的对接能力，说到底还是“沟通”的艺术；一定的社会担当，适度的野性、激情、探索，以及冒犯精神。
每重新开始编一本书，我都像要上考场的小孩，复习得越到位，总能发挥得更好一些。从扎扎实实改稿子开始，这个过程中绝对会碰到千奇百怪的语境和词句，知识性的就记住，有需要相互辩证一番的就越辩越明。编辑生涯周而复始，却总觉得充满新鲜。
唐 婧：好书永远是“道”与“术”紧密结合的产物，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要像打磨艺术品一样做一本书。一本好书不仅来自前期选题策划时的设计和思考，也来自后期编辑加工阶段的经验积累及各出版环节的良好配合。比如我在做《莫砺锋讲唐诗课》时，先进行了一些市场调查，发现市面上从不缺少解读唐诗的图书，但同时具有权威专业与喜闻乐见特质的却寥若晨星。《莫砺锋讲唐诗课》之所以能够得到读者与专家的认可，正是因为牢牢把握住了选题定位，很好地填补了“某种空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优势。有了好内容，还要有好的编辑体例与呈现形态。莫砺锋教授用他深厚的学识及精彩的文笔，构建出“一个活泼生动的唐诗现场”，如何能让这本书在体量及编辑体例方面，呈现出一颗“中国人绵延不绝的千古诗心”，同时又能引起当下年轻读者的阅读兴趣？将出版工作者与读者二重身份打通，合二为一，是我做这本书的经验。我当时调研了市场同类书的情况，还专门研究了诗词类产品线的封面文案。几十本书比较下来，我按照市面上最流行的方式来“包装”这本书：32开、精装、带彩色插图、定价适中。最后取得不错反响。
编辑的职责是努力做能引领读者的书
康春华：对于不同的编辑而言，对于编辑职业精神与时代使命的理解会有个体的差异性。你认为自己的职业精神与职责使命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玉成：在我看来，编辑的职业精神，是以自身的专业能力为作家提供建议和帮助，将书稿变成精美的出版物，并努力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成功，同时保障作家的基本权益。为社会、为读者“多做好书”应该是这个时代编辑的职责使命，努力发掘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向那些传递真善美的好作品伸出双手。编辑需要为自己树立底线，可做可不做的选题尽量不做，别人做过的选题选择性地不做，没有价值的选题一定不做，尤戒急功近利。编辑的底线是“不做烂书”，这样既节能又低碳。
姬小琴：我理解的编辑职业精神，就是要对得起交到你手里的文字，对得起作者给予的信任，对得起读者在这本书上所花的时间，对得起编辑自己在这本书上所付出的精力。“匠人”是对职业人很高的褒奖，但是这个过程中又不能有“匠气”。拆分开来，书的零部件也就那么多，如果只从技术层面操作，做得漂亮、得体算不上太难的事。但我认为，除此以外，一本书还要有独属于自身的“魂”，这需要编辑与这本书精神世界的共鸣和互通。编辑的职责使命，是努力去做那些能够引领读者的书。
江 晔：批评家金理有一个观点：“文学尽管是‘个人的事业’，但同样需要同代人的嘤鸣激荡之声。”我特别感同身受。多做一些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书，贴近时代的肌理，体现当代人的诉求。青年编辑没有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版黄金年代，没有走下神坛的切身感受，只是感到写作方式、发声媒介都发生了变革，编辑要能更快适应变化，取得平衡。编辑要既寻求在这个时代的出圈行动，也一定要秉持做文学出版的风骨。
唐 婧：首先，选择有出版价值的选题和内容；其次，要把内容在编校上做到合格，给读者传达高质量的精神内容；最后，呈现形态要深度考虑读者的需求和喜好。
康春华：许多反映编辑生涯的影视作品受到读者喜欢。比如日本的《编舟记》《重版出来》《校对女孩河野悦子》，美国电影《天才捕手》，中国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中对编辑生活的展示等。编辑依然是很多人理想中的职业，你认为它最打动人的地方在哪里？
陈玉成：《但是还有书籍》的片名出自诗人米沃什的同名诗。“书籍比我们持久，我们纤弱的体温会和记忆一起冷却、消散、寂灭……但是书籍将会竖立在书架，有幸诞生，来源于人，也源于崇高与光明。”在这部纪录片中，无数人都为了同一件事努力――让书籍站在书架上，永存――让理想主义的星火闪闪发亮。今年我做了青年作家宗城的随笔集《至少还有文学》，这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第一部出版作品。我想可以对题目作一个呼应。坦率地说，编辑工作没有那么多风雅和浪漫，更多的是案牍劳形的烦琐和细碎，但是还有书籍在我们的精神世界熠熠生辉，至少还有文学可以寄托奔波生活中的此心归处。我想这也是这么多同道义无反顾地投身编辑工作的原因之一吧。
姬小琴：编辑职业让人始终保持思考。编辑可以第一时间接触到好作品，跟随作者的笔触遨游辽阔浩瀚的精神世界，然后用理想的方式将之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个分享与传递的过程足够有成就感和幸福感。
江 晔：做书是一份理想中的职业。文学的生命力由古贯今，没有人能限定它的使用权，它面向所有人，我也是“流动的盛宴”中的一员，我经历着每一个明亮和虚弱的时刻，愿意成为最后一个点灯人，每一次同作家、读者进行跨越书本的击掌，还阅读以本身的洁净和轻盈，这都是我所理解的最动人所在。成年人的生活总有很多个出逃的瞬间，图书就是一个让人放松再蓄满力量的港湾，大家都想选择一种简单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尽可能再保留一点天真和纯粹，有所获得、有所痛快、有所奔赴、有所热泪盈眶――这些生活的质感我觉得只有图书能给予。
唐 婧：对我而言，这份职业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出版了一本自己满意的书，会有小小的喜悦和成就感。
康春华：相信在一本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你们对“做书的眼界和格局”会有更深的理解。你认为编辑的眼界和格局体现在哪些方面？时代对青年编辑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陈玉成：编辑的眼界和格局体现在我们做的每一本书中。那些取得卓越成就的编辑家、出版人，无不始于他们面对好作品时的敏锐、果决、勇气。努力发掘每一本好书，追逐这个时代文学的高度和思想的高度，播撒文化的火种，想象另一种可能。田园牧歌式的出版时代早已远去，这个时代对青年编辑的职业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它要求编辑全面介入选题从策划、案头，到营销、宣传的全流程：在组稿时要有把握作品的眼界与机敏，在与业界的激烈竞争中占得先机；在编稿时要有专业的文学素养和打磨作品必备的“杂家”学养、以及更好地呈现作品的方式和能力；在宣传营销工作中还要“长袖善舞，八面玲珑”，下马能写软文硬广，上马能做直播带货。在不断适应业态的变化，捕捉市场的发展规律的同时，也要比以往更多一点静气，一点坚守，一点工作方法。
江 晔：最近文化带货的直播很火热，说明大众对文化还是有崇敬和追求的心理存在。没有人会拒绝书，但需要花大力气做的是适当降低进入这个场域的壁垒，努力破圈。每本图书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生命轨迹，按部就班走好每一步，找到跟当下市场、当下读者们更和谐的相处方式。同时思考如何在编辑过程中更多地打开自我，像海绵一样尽可能吸收水，变得浑圆、饱满，然后在每个需要的时候挤出来一点，我也一直在学习。同行间也一定要互相帮助和扶持，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顶得住压力。继续做个匠人，一生悬命，精益求精，活在当下吧。
唐 婧：编辑的眼界和格局主要体现在选题方向、编校能力、文案写作能力、对图书的形态包装能力上。对青年编辑来说，一定要多熟悉新媒体、新渠道，要掌握相应的宣传营销能力。如果留心，有时候不仅选题可以来自于新媒体，而且所有图书都可以与新媒体进行深度融合，从而推动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