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群英（1967-），女，汉族，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该成果系2014：14YJA751007）的阶段性成果。
阿来及文学创作对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影响探究
文/黄群英
藏族作家阿来的成功，无论对四川文学还是整个中国文学，都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其文学成就引发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阿来扎实的文学功底、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敢于突破的创新精神，给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带来了新气象，尤其带动了以书写康巴藏区为主要内容的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创作，对这群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当下文学界值得探究的现象。
一、激情忧伤中蕴涵最深沉博大的民族情怀
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阿来，其立场和视角始终未曾离开自己的民族，他深切地瞩望发生在广袤的藏区大地上的芸芸众生，同时，又以悠远的思索，探究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历史命运以及社会变迁给此地带来的冲击。而更为重要的是，阿来创作的眼光和视角相当独特，阿来对自身民族的情感相当复杂，他的创作与家乡有意保持一定的疏离感，更多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进行思考，他时常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重新审视民族的发展和未来，给予了更多哲理的思考和反思。写作思路更为开阔，毫不掩藏他对民族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深沉担忧。他以多样的写作风格，把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的风情和历史更鲜活地呈现给大众，而作品具有的雄浑的大气的特质，他的作品具有深厚的历史感，而浸染在作品中的忧伤的情愫使作品具有更打动人心的魅力。
相对于一般作家而言，阿来对藏区的独特情感成为他创作的精神之乡，正如莫言创作的山东高密东北乡，是莫言的精神寄托之所。阿来针对藏区的土司制度的没落创作的《尘埃落定》，以感伤细腻的笔墨写了土司之间的争斗与较量，但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而其间的个人、家族的爱恨情仇，使作品更多一份情感的激荡，而空灵的自然，使作品更多一份诗意。所以，《尘埃落定》因独特的视角和表现的特别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而如果说阿来的《尘埃落定》以诗意的笔墨来写一曲土司制度的挽歌，他的最近力作《瞻对》，以别具一格的表现一个地方两百年的康巴传奇而再次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其叙事中的打破时空形成的自由书写、穿插叙事形成的疏离感、叙事结构安排带来的新奇感、语言的半文半白造成的特殊的审美效果、历史与传奇结合形成的真实感与飘逸感，给整个小说带来一种崭新的审美范式，其鲜明的叙事特色与阿来以往的叙事特质有很大不同，既有陌生感，又有新奇感。阿来在《瞻对》中，无论叙事如何变革，但更追求还原历史的真相，在传奇中蕴涵更多的历史真实，阿来严谨求实的态度在《瞻对》中体现得更为深入。贺绍俊认为：“从他的叙述看出他的史才，从详细史料的运用自如看出他的史学，而从他对历史独到和清醒的认识看出他的史识。”[1] 阿来的《空山》，也是一种历史意识下的灵魂叙事，对藏族文化进行了深入思考，因作家的特殊身份和使命，对文化发展的焦虑，使他的创作充满激情，更多一种忧患意识。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阿来，目光始终关注历史进程中的一些人和事，正如姜飞所言：“他的这些小说无疑也写到了新事物、新秩序的接踵登场，但是他着重看取的是旧事物、旧秩序、旧信仰、旧文化的相继崩溃和黯然落幕”，“如果对中国文论中的‘意境’一词做出适合于论述对象的拆分和解释，则阿来小说的‘境’乃是一种历史形态，‘意’则是小说中浸透着文学性的‘情’与‘思’”[2]。《空山》、《遥远的温泉》、《尘埃落定》到《瞻对》，阿来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对过往的历史有更多感伤的情怀，同时，又引发了更广泛的关于民族、关于世界、关于人类发展地思考。
阿来因故乡在阿坝州，所书写的地域集中在此地，但常常又超越于该地域，有更广泛的表现空间，他既不同于创作历史小说的作家，也不同于同样创作藏族题材的其他作家，他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更深远的历史意识，从心灵深处迸发出的激情与感伤使他的作品更能触动人心，同时，又有深度地批判和历史的警醒意识，使作品的思想更为深邃。
二、阿来对同属藏区的四川“康巴作家群”创作的激励
阿来的文学精神的核心是依托故乡阿坝州藏区的资源进行创作，藏区是他叙事的灵魂所在。阿来真切感受到以前的藏区文学更多以他人的眼光和视角进行书写，可以说，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自己人书写的重要性和价值所在，归根结底，自己人书写更容易把握一个更为真实的藏区，而不是被异化的或者妖魔化的藏区；他探究历史的更迭、制度的变迁给人带来的巨大影响；阿来作为四川的作协主席，当他发现康巴藏区的人在大力进行关于藏区的文学创作时，阿来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鼓励，给四川“康巴作家群”带来了精神的慰藉。
阿来带头研究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创作，同时，还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写序，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文学的路径，是由生活层面的人的摹写而广泛及于社会与环境，而深入及于情感与灵魂。一个地域上人们的自我表达，较之于‘他者’之更多注重于差异性，而应更关注于普遍性的开掘与建构。因为，文学不是自树藩篱，文学是桥梁，文学是沟通，使我们与曾经疏离的世界紧密相关”[3]，阿来道出了自己内心真诚的声音，一方面，他用心创作的作品更关注普遍性，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康巴作家群”能这样进行创作，要有世界眼光，要有更开阔的视野，能站在自己人的视野瞭望世界，阿来希望“康巴作家群”的文学创作有更广泛的意义和价值。用文学打通与外界世界的隔阂，让更多人真正了解藏区，这也是阿来自身创作努力践行的基本准则，阿来对“康巴作家群”的创作，同样充满这样的期望。阿来密切关注“康巴作家群”的创作，并极力参与到“康巴作家群”作品的评价之中，如阿来对达真小说《康巴》就进行了高度评价：“小说用史诗般的叙述将上个世纪前五十年‘云遮雾罩’的藏地真实的社会生活向外界作力所能及的解密，用小说的手段呈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是怎样顽强生活的生命力量”[4],阿来还在达真的小说《康巴》出版推荐中写道：“康巴，这片广阔高地的故事，总是具备了一切传奇的要素，但又不仅仅是传奇。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这部小说的出版尤是值得期待的。”[5]作为一个著名作家，阿来对四川“康巴作家群”的作家的倾力引荐和内心的认同，既是四川作协主席阿来的责任，更有地域、文化、共同的民族性等因素使然。阿来多次参与“康巴作家群”的研讨会，诸多事实证明，阿来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引领四川少数民族题材的创作，同时，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四川“康巴作家群”的作家，即使是素未谋面的达真，他都给予热情的帮助和对他的书进行大力推荐。
阿来创作的一贯立场和视角，书写以藏区为主的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试图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藏区，而不是以前外来者书写那样的被“异化”的藏区的生活。这一创作姿态无疑对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创作，无疑沿着这个思路，对康巴藏区进行了自己人书写的视角和站在人类的立场思考问题，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三、 阿来的文学创作对四川“康巴作家群”创作的启示
藏族作家阿来的成功，无疑为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创作树立了一面旗帜。阿来对康巴地区自己人书写给予了高度肯定与关注，激发了创作者的热情，而最重要的是，阿来创作所呈现的藏区以鲜活的生命力和多姿多彩的风貌给四川“康巴作家群”创作带来颇多启发。
少数民族作家怎样用汉语进行创作，又以什么立场和态度进行创作，至关重要。阿来创作的视角和立场给人别开生面的感觉。四川“康巴作家群”有藏族作家，也有其他民族作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四川康巴地区的核心地带康定生活或工作过，对这片广袤的土地十分熟悉和热爱，从内心深处对这里的人和事有更多挥之不去的情感，康巴地区的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素材。书写康巴的生活成为他们诗歌、散文创作表现的内容。而悠远的历史、传奇故事、神山圣水、民族信仰、藏民日常生活等又构成四川“康巴作家群”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表现以藏族为主的日常生活，又融入传奇的故事的书写，是四川“康巴作家群”小说创作一贯采用的方式方法，他们从题材的选择上和创作方法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秉承了阿来创作的一些特质。但不同的是，在不同的作家笔下，选择的视角有所不同，又使同样是表现四川藏区的文学呈现各自的特色。
阿来对藏区民间的关注、对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哀婉之情的书写，多少可见阿来创作的姿态。感伤的情怀与藏区历史的结合，使阿来作品具有巨大的历史穿透力，阿来的创作题材的选择和创作方法的运用对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因为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创作都有一个共同特质，表现神秘的藏区，一些作品也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所不同的是，阿来刻意淡化僧侣生活，他把目光对准藏区的普通百姓，而四川“康巴作家群”中的一些作家对僧侣生活的表现比较独特而热情，不同的作家所表现的僧侣生活侧重点也不尽相同，又从另一个角度开辟了认识僧侣生活的新的历程；而另一部分四川“康巴作家群”也是有意淡化僧侣生活，更关注康巴地区普通人的命运，还原一个比较真实的藏区的生活。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阿来有更为持久的关注和有更深远地思考，四川“康巴作家群”作家同样对待文化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尤其是达真的《康巴》，阿来认为这部作品与自己的创作进行了呼应。因为无论是阿来还是达真，都始终关注藏区普通人，正如阿来所言：“浮雕式地镌刻在康巴大地，绽放出康巴人与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相抗争的生命的活力和人性的美好。”[6]阿来对藏区的情怀，与出生或者工作在康巴的这些作家都有一些地域上的认同感，他们对广袤的藏地更多一种精神上的关联。正是这种精神上的相通，把阿来与四川“康巴作家群”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阿来为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创作提供了学习的范本，树立了典范。
阿来创作的诗意和想象，使作品具有更为灵动的色彩，这对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影响颇深。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把土司统治下的大地写得唯美而空灵，令人充满遐思。康巴作家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中，也把康巴写得美丽而神秘，让人神思飞扬，作品这样描述：“那时，这里万木葱茏，森林密布呢。定曲河也在森林之中唱着最古老的歌谣，天的颜色蔚蓝，河谷的气韵也是一派绿意洋溢，连鸟儿的鸣奏也充满了风和日丽。”展现了一派安定祥和的生机勃勃的大千世界。赵敏的《康定上空的云》，强烈的情感流露在字里行间，“我是康定上空飘来荡去的云，寻找故乡，在辽阔空间中去寻根，期盼将自己的人生在坚实大地上固定住！”一种挥之不去的故乡情愫荡漾在字里行间，给人一种强烈的寻根意识和回归康巴故土的急切期盼之情，让灵魂找到栖息之所的诗情自然呈现出来。在达真的《落日时分》中，以城市人苏峰的视角描写了康巴藏区美妙的风景和人与自然的单纯与宁静，诗意自然和环境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心境的愉悦和安宁，尤其是与躁动不安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城市生活相比，达真书写的康巴藏区就更令人神往。仁真旺杰的《雪夜残梦》也写了人的栖居之地的妙不可言的自然美景，“正前方有一座雪峰高高耸立，仿佛是一位多情的康巴汉子，久久凝视这迷人的海，不愿离去。雪峰山林的倒影，映在海中，云彩像在水中漂浮”，那份发自内心深处的对康巴自然的情怀，把康巴自然表现得更具诗情画意。
四川“康巴作家群”对阿来所创作的藏区自然的诗意呈现有所继承。但在不同作家笔下，又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有的作家把自然写得更加神秘，与人们的信仰紧密结合起来，渲染了一种神秘莫测的天地万物。作家的创作充满现实的人文关怀，把曾有的诗意自然与当下环境的被破坏进行对比，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一些作家，就直接把目光对准自己喜欢的康巴地区的自然美景，抒发对家乡的深厚情感。还有一些作家，有更为悠远的思索，把康巴地域的前世、今生、来世进行了充分的想象，把人带入神秘的世界。一些作家，只是把诗意自然作为作品的点缀，更多是透过康巴地区人的活动来展示自己人书写康巴人的真实的境况。像达真在《康巴》中，就更多以一个外国人鲁尼的视角写出了康巴自然的与众不同，生动展示了康巴自然的独特性。如作品中这样写道：“鲁尼被神山的威严和神秘所感动，积雪的主峰在阳光下呈现出橙红色，转眼间由橙红变成了金黄，随后慢慢变白，像一首充满色彩的交响诗，大气磅礴”，书写了奇妙神秘美丽的康巴，但整部作品重点写康巴人自己的生活，真实而厚重。四川“康巴作家群”无论是创作的视角和表现的侧重点怎样不同，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就是作家都饱含了对藏区自然和人们的独特情感。
阿来的创作手法的不断变化和突破，从早期的《尘埃落定》到近年的《瞻对》，有明显的改变。《尘埃落定》更多充满诗意的书写，《瞻对》在营造传奇色彩与真实叙事之间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在写实方面有重大突破。阿来认为：“我不能老写历史，也不能总是写田园牧歌，我想写更现实的东西”[7]，“在写《尘埃落定》到《格萨尔王》的过程中，我除了学习书面的东西之外，一直对于民间文学中的这种特别的美感非常着迷，也试图在我自己的文本当中多多少少重建或者恢复一些那种民间叙述的美学风格”[8]。从阿来的访谈中，可见，阿来对自己的创作的充分自信和对创作的不断探求，《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瞻对》等，无论创作方法如何改变，但对藏区的题材的选择却是不变的。
作为藏族作家的阿来，深受汉族与藏族等文化的影响，他的创作有浓郁的汉族文化的印记，用汉语诠释他们本民族的文化，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渗入汉民族的文化，这一点，已被学界相关人士注意到，同样，“康巴作家群”的创作也深受汉族文化影响。曹纪祖对窦零的诗歌这样评价：“他是用汉语言文字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在他的诗中，有丰富的汉文化的营养。‘康巴作家群’中如益西泽仁、格绒追美、达真等，莫不如此。一方面，他们身上流淌着本民族的血液，另一方面，他们又熟练地用汉语言写作。民族的融合，成就了这种现象。”[9]正是这种骨子里的少数民族血液，又浸透了汉族文化的影响，使这些以汉语言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既有用汉语转化的藏族文化的特色，又保有鲜明的汉族文化痕迹，从某种程度上说，受巴蜀文化影响的痕迹明显，无论是阿来自身还是四川“康巴作家群”的成员的创作，常透露出巴蜀人说话的方式、行为方式，更在作品中彰显巴蜀文化传统。阿来在新近力作《瞻对》中，融汇在作品的穿插叙事中，已非常明显淡化了少数民族身份，更多以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审视一个叫瞻对这个铁疙瘩的地方在民族的纷争中如何最终被融合的事实，显然那种在《尘埃落定》中如诗如画的抒情色彩，被一些厚重的历史材料、冷静的叙事所占据了，在文章中偶尔出现的作家的行动线索，民族身份已不明显，反而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明显。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创作，字里行间都充分体现巴蜀人的快人快语，甚至一些四川人的方言口语都自然融入作品中，多了些俏皮、幽默和生活化，创作中自然流露的巴蜀文化影响下的汉语特色和藏族文化的结合，成为了他们创作中的特色。反映藏、汉为主的文化的创作，是四川“康巴作家群”中的藏族作家与阿来创作的相似之处，也是在创作中传承阿来创作的重要体现。
四川“康巴作家群”开启了康巴藏区文学创作的多样面貌，阿来的创作对他们的影响是深远的。阿来作为一个有造诣的文学“前辈”，作为有共同民族习俗和信仰的藏族作家而言，阿来与“康巴作家群”有更多的共鸣。
四、四川“康巴作家群”创作的新的审美向度
四川“康巴作家群”的成员规模庞大，主要的作家有意西泽仁、列美平措、章戈尼玛、高旭帆、蒋秀英（又名亮炯.朗萨）、格绒追美、达真、嘎子、冉仲景、郭昌平、桑丹、尹向东、贺先枣、贺志富、泽仁达娃、胡庆和、胡德明、根秋多吉、梅萨、何小玉、拥塔拉姆、陈思俊、欧阳美书、陈光文、窦零、杨丹叔、洼西、牟子、窦莉、泽仁康珠、龚兴友、郎加、宋涛、赵敏、德噶•泽仁卓嘎（学名罗凌）等，他们主要是藏族作家，也有汉族、回族、土家族等，探究这群作家，会发现他们大都是甘孜州人，也的虽然不是甘孜州人，但都有在甘孜生活或工作的经历。尽管他们的作品深受阿来的影响，但他们所选择的空间场域还是更多提及甘孜州的康定及周边地区，虽然与阿来出生地阿坝州同属藏区，但不同地域的书写还是给人带来新的审美叙事特质。
四川“康巴作家群”创作更多的是关于康定及周边的记忆，所以，跑马山、康定情歌、折多河、张哥、李姐的故事、茶马古道、康定上空的云等，皆成为了这群作家创作的灵感和取材的源泉，尹向东创作的资源主要是康巴地区，这片土地给了他丰富的营养，他的作品重建了一个文化厚重的康定，使他作品具有明显的地域标识。洼西对故乡的情感，对乡城文化的感悟，使得他的作品更有家乡意识。泽仁康珠的散文把笔墨对准康巴的一个小地方丹巴，丹巴有太多美好的记忆,书写故乡风情充满真情实感。罗凌书写家乡巴塘的一切，传递着她最真实的情感。而李明泉认为拥塔拉姆的散文创作“那里的山水人情，才是艺术创作的真正源泉，也是拥塔拉姆艺术灵感与创作风格的策源地。康巴文化培育的藏人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拥塔拉姆注意将康巴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衔接，甚至在都市文化与土著文化的冲突中反映康巴人的文化性格，读来别有情趣和深意。”[10]而如果说，大部分康巴作家还是来自对家乡的情感的话，一些作家已跳出故乡的圈子，有更多的关于生命、社会、发展地思考，把圣洁的山淡化了，更多看到山对人视野的限制，从某些层面表现人们对山外面世界的向往，从另一个角度重新诠释康巴，表现人们内心对现代化的渴切，但并未冲淡人们对故乡的情感。
在审美叙事方面，四川“康巴作家群”在真实与想象之间找到了一个结合点，因为藏族民族有自己的信仰，对前世、来世有更多想象，而民间本身也有各种传说，使他们的创作有了更多灵感，启发了他们创作中的神秘性书写，更多作家在现实基础上融入了浪漫传奇书写，他们对英雄格萨尔王的故事十分喜欢，因为是他们民族的共同的英雄，很多作家在创作中自然写到格萨尔王，内心充满的是敬仰与爱戴，还有一份浪漫。罩在格萨尔王的各种光环被不同作家写出不同的味道和境界，使小说的叙事更有张力。而对自然万物的想象，既符合藏族民族传统，更增添了作品的魅力。因作家对自然的感悟不同，想象的东西有各自的特色和美感。
在文化审视的立场上，四川“康巴作家群”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感悟，尤其是达真的《康巴》，被阿来认为是写出了“民族融合的人性史诗”；吴义勤、王秀涛认为格绒追美的《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以独特的历史想象与叙述方式表达了对现代化冲击下边缘文化生存状态的深刻认识与历史反思。”[11]他们尽管热爱自己的家乡，但对家乡在发展进程中文化遭遇的困惑与尴尬进行自觉地反思，有了更多的自觉意识和忧患意识，使他们的作品在逼近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有了更多的对自然、社会、人类的关注，这也是阿来及四川“康巴作家群”创作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而且，他们的创作直指现代文明给人造成的困惑，边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原始性、纯朴性、神秘性正受到冲击，对此作家内心充满了忧患意识。
阿来作为四川作家的领军式人物，其开拓意识与创新精神，多样的审美追求，特殊的表达方式和少数民族题材的选择，对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影响了一批人参与以反映康巴藏区为主的创作。近年四川“康巴作家群”异军突起，其创作的数量和质量皆引起世人关注，得到包括阿来、麦家、陈晓明等作家及众多学界人士的高度肯定，多部作品获得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和省部级奖项。四川“康巴作家群”创作对雪域高原、民族风情、藏传的共同选择与阿来的创作接近，但真正进入作品的灵魂的东西却因作家的经历、个性、立场等而呈现多姿多彩的美，开辟了边地藏族民族书写的新的篇章，以书写独特的康巴藏区而别具一格，四川“康巴作家群”的创作既传承了阿来的文学精神，又呈现新的特质，在当下的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中，这群作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阿来的作用不可忽视。
（注：本文图片皆源于网络）
注释：
[1]贺绍俊：《真正非虚构的叙述》，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2页。
[2]姜飞:《 可持续崩溃与可持续写作——从<尘埃落定>到<空山>看阿来的历史意识》,《当代文坛》2005年第5期，第15页、17页。
[3]]阿来:《为“康巴作家群”书系序》，格绒追美主编：《康巴作家群评论集》，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3页。
[4]阿来：《<康巴>：民族融合的人性史诗》， 格绒追美主编：《康巴作家群评论集》，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7页。
[5]参见达真：《康巴》，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年，封底。
[6]阿来：《<康巴>：民族融合的人性史诗》， 格绒追美主编：《康巴作家群评论集》，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59页。
[7]阿来、刘长欣：《我不能总写田园牧歌——关于<瞻对>的对话》，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8]阿来、杜羽：《对藏族文化的现代反思——关于<瞻对>的对话》，陈思广主编：《阿来研究》（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9]曹纪祖：《诗性原则及其他—— 评窦零诗集<洞箫横吹>》，《当代文坛》2013年第4期，65页。
[10]李明泉：《雪山草原滋养的大善大美——评藏族女作家拥塔拉姆的散文创作》，《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第151页。
[11]吴义勤、王秀涛：《人神共游 史诗同构——评格绒追美的长篇新作<隐蔽的脸——藏地神子秘踪>》,《文艺争鸣》2012年第6期，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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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格式及规范：
1.注释采用脚注，注释序号用①②③标示。
2.注释具体格式如下例：
例1：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0页。
例2：杨联芬：《李劼人长篇小说艺术批评》，《文学评论》，1990年第3期。
3.各级基金项目名称及信息请在脚注中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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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朱寿桐 白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