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电脑，看完乐君发来的稿件《名城匠人录》，已是深夜。待熄灯躺下，却睡意全消。脑海里走马灯似的，都是关于手艺人的画面：回放，定格，拉近，特写……我仿佛在看一部怀旧的黑白电影，沉浸在温馨的回忆中。
早年间，襄阳的南街、北街、东街、西街，樊城的九街十八巷，随处可见手艺人开的店铺。那些五行八作的手工制品，以及令人赞叹的娴熟技艺，不仅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而且还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君笔下的匠人，我大都似曾相识，有些行当还相当熟悉。
，我家住在中山前街的房子，正是“过盛发”以前的产业。过家作坊虽然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毁，店铺也荡然无存，但他们的制墨技艺却传承下来，只是规模要小得多。我们和过家是近邻，时常看见过家的五儿专心致志地描着墨锭上的两个金字：学习。浓郁的墨香，弥散在老房子那种阴凉幽暗略带潮润的氛围中，给人一种安恬宁静的感觉。五儿告诉我，以前墨锭上是金不换三个字。她轻叹一声：“金不换，多好呀。”毛笔，金粉，墨锭，金不换，我觉得五儿很有文化。
姐姐也为过家描过墨锭上的金字。一锭墨，一角钱。描一锭，一分钱。姐姐那时留着一对辫子，跳房、跳绳、跳皮筋、踢毽子，风风火火。但只要持笔在手，黑墨金字，一丝不苟，姐姐顿时变得文静起来。
西记何同昌酱园，就在不远处的余家巷。一个宽阔的大院子里，摆满了大缸，里面腌的是大头菜。每口缸上，都戴着一顶大大的尖顶“斗笠”。我有个小伙伴，他父亲就在酱园上班，我们曾溜进去，看他父亲翻缸。一个个比大人拳头还大的蔓菁疙瘩，刚刚上色。那时候，襄樊人的餐桌上，一年四季，都少不了大头菜，能亲眼看到大头菜的腌制过程，我感觉很亲切。
位于中山前街的白家饺子馆，父亲带我去过一次。记得当时惊异饺子味道之鲜美。父亲说，肉馅里放有味精。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味精这个词，因此印象特别深刻。还记得那天我放多了醋，饺子汤酸得我直咂嘴。
后来我们搬家到百花古道，附近的兴武街，更是匠人聚集之地。有篾匠铺、白铁铺、油漆店、车木社……数铁匠铺最多，有好几家，整天都能听到叮叮当当的打铁声。还有一家做秤的，门前放着一个几百斤重的石头秤砣（可惜乐君写《名城匠人录》时，已经歇业）。做秤的，是位中年汉子。光滑的秤杆上，已事先钻好秤星儿，他只管拿细铜丝嵌进小孔儿，再用一柄厚脊薄刃的快刀，贴着秤杆削断铜丝，然后用刀脊轻轻一敲。嵌、削、敲，拿捏得恰到好处，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忙而不乱，极富节奏感。我时常站在那里，看得入迷，半晌不挪窝。
总之，在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见惯了身边形形色色的匠人和店铺。根本没想过，有朝一日，这些传承了上千年的技艺，会式微、断裂、湮灭甚至消失。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是结识了乐君之后。
我与乐君初次见面，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那一天，应《襄樊日报》副刊编辑黄耀辉先生之邀，我与乐君都有幸参加了作者座谈会。在此之前，我已拜读过乐君的《云水生涯》，文章写的是汉江打鱼人的故事。——踏波逐浪，驱鹰捕鱼，颇具传奇色彩。读其文，思其人，不由心中仰慕，因此我们一见如故。
那时乐君已着手写作《名城匠人录》，每逢节假日，都是他最忙碌的时候。他骑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走街串巷，寻访打听，登门采访那些身怀绝技的手艺人。刮风下雨，上凌结冰，其中的辛苦自不待言。那时居民又没有电话，无法预约，经常是数次登门，才能完成一次采访。而且采访的过程也充满遗憾，——老成凋谢，后继乏人，很多手艺已成绝响。有几位老人，没等乐君上门，已相继离开人世。每每提及，乐君都扼腕长叹。因此，乐君心中不仅有一种紧迫感，还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感。
不久，《名城匠人录》在《襄樊日报·星期天》副刊连载，在读者中引起不小的反响。寻常百姓，市井匠人，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作者洞箫，也由此而深入人心，为读者所熟悉。时至今日，有些读者仍保存着《名城匠人录》的剪报。
那一年，乐君正值而立。《名城匠人录》的三十多篇文章，让乐君真正立了起来。作为过从甚密的文友，他的勤奋写作，是对我最有力的勉励和鞭策。我读过乐君的每一篇文章，也从他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诗成有共赋，酒熟无孤斟。”我怀念那段年轻而快乐的美好时光。
自古以来，历代匠人的姓名、家世、技艺、传承，正史鲜有记载，仅仅散见于野史、笔记之中，而又往往失之简略。如张岱《陶庵梦忆·吴中绝技》记曰：
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至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鉴赏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近乎道矣。
很多人只是长大了，却没有成长，明明已经是成年人，可还和年少一般，稚嫩脆弱，就好像温室里需要园丁照顾的娇花，经不住风吹，受不了雨打，那颗心被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实际上却如玻璃一样轻薄易碎。
治玉、治犀、治嵌镶、治梳、治金银……既称绝技，而且“俱可上下百年无敌手”，其技艺之高妙可想而知。但这些名匠的独到之处与治作过程，张岱却无只言片语。由此可见，关于这些匠人，张岱只是听说，并未亲见。如果张岱能像乐君一样深入采访，以他精美绝伦的文笔，一定能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文字资料。这从张岱的名篇《柳敬亭说书》即可见一斑。当然对于古人，我们不能求全责备。身为官宦子弟，张岱能撰文记下当时优秀工匠的姓名，已经很不容易了。
相比而言，乐君的描述则细致入微。如《喻氏刀铁真利器》一文中，写打铁的八道工序，从破槽加钢，输火烧发，碾把儿，开片，到剪形，冷锤，抢、锉劈口，刀口淬火，非斲轮老手无从得知。读这篇文章，内行能看出门道，外行也不光看个热闹。
难能可贵的是，乐君并不孤立地去写匠人，而是把他们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中，将个人遭际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乐君自谦说，为当年笨拙的文笔所羞赧。我倒觉得，这种文白杂糅略带古意的文字，与《名城匠人录》怀旧的格调，不仅相得益彰，而且充满厚重的沧桑感和深长的人生况味。这组短小精悍、内容丰赡的《名城匠人录》，不下大工夫，仅凭聪明、才气和想象，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二十世纪末，中国进入前所未有的转型时期。剧烈的变革，使城市文化遭受极大的冲击、损失和破坏。一个民族的历史，是昨天、今天与明天，环环相扣而形成的。留住昨天，正是为了更加美好的今天和明天。很多事，回头看，才能发现其深远的意义。乐君的《名城匠人录》正是如此。从小处说，他是为能工巧匠树碑立传；往大了说，这是一种朴素的民族文化情怀。即使抛开这些不谈，只说为襄阳古城留下一份难得的历史档案，也可以断定：乐君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为留住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留住散落于民间的技艺绝活，我们需要的不是叹息，不是抱怨，而是应该像乐君一样，脚踏实地，竭力虔心地行动起来。
二零一一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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