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故里，碧玉清溪。“玉溪文艺”
李朝德，男，1977年9月生。云南曲靖沾益人，云南师大中文系毕业，当过教师，现云南省作家协会工作。写有报告文学、小说、散文及部分评论文章。
三锋荐读：不经意发现一个好东西，就产生了一种强烈把它分享和传播的冲动。因为绝对的真实、生动、感染力强，它不差毫分地击中了我生命的耙心，让我毫不怀疑地相信文学的力量。所以我坚信：《绝望的笛子》是我近来读到的最好的散文之一，我有理由期待，这个文本具备无限的可能性。
一、买支笛子吧！
2015年9月26日，中秋节前一天。
在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尽管人声嘈杂喧闹，我还是听见了悠扬清脆的笛声。
父亲也听见了，他的步子微微停顿了一下，抬头搜寻笛声。
我才猛然想起，原来父亲会吹笛子，只是作为农民，天天与泥土为伴，哪有闲情逸致吹笛子。
上一次听见父亲吹笛子是什么时候？没有具体印象，只记父亲正值壮年坐着吹，我伏在他的膝上听。这样算来，至少是二三十年前。
而如今，时间变幻，走在街上的，却是一个临近中年的人和一个老人。
在父亲病之前，我没有意识到父亲是老人，他才69岁，年龄并不大。且父亲身体一直很好，感冒咳嗽都很少，直到病之前一直在田地间劳作。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老呢？
现在想来，不是父亲没有老，而是我忽略早已变老的父亲。
循着笛声，我看见了街对面用竹竿挑着笛子、箫、葫芦丝的小贩边走边吹沿街售卖。
“爹，买支笛子吧？”我说。
我只是随口问问，因为按照医生的说法：父亲时日不多。从曲靖市第一人民医院到这里，不过1公里路，父子俩却走了很长时间，稍稍有点坡度和台阶我都要搀扶着父亲的手臂。
这种身体状态下，我想父亲是没有心绪买笛子的。
没有想到父亲说“要得，看看。”父亲停在喧闹的人潮中，我搀着父亲慢慢地走到街对面去。
对于笛子我不懂，父亲挑了支，告诉我每个眼对应的音符，怎么挑选一支好笛子。
笛子不贵，才20块钱，我赶紧付了钱，生怕小贩不卖或者突然出现小贩逃走。
买了笛子，走到离街道不远的珠江源广场找了个石凳子坐下。父亲从我手中接过笛子，我才发现匆忙中没有向小贩买笛膜。父亲说：“没有笛膜用纸也行，只是纸贴的膜音比较沉闷，尖的音拿不上去。”他把一直捏在手中准备垫坐的广告纸撕下指头大一块用口水蘸湿了贴在笛子的一个眼上。自7月以来，父亲右手难于弯曲，一动就疼，但他还是艰难地抬起手，把笛子横过来，头和脖子弯着凑向笛子，干涩的嘴唇很艰难地到达笛子的吹奏洞口。配合着吹的动作，父亲干枯的手指在笛子的几个眼上按了按，手指上下起伏，但笛子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父亲略显失望地叹息一声，无限懊恼地说，气力不够。
我安慰说，放疗化疗后体力会虚，没有气力正常，出院后慢慢在家里吹。我接过笛子放在父亲身边，把剥好的石榴籽放在父亲的手掌心，顺便把石榴皮拿着走向10几米外的垃圾桶。
恰逢周末，阳光明亮刺眼，正是广场上最热闹的时候，成群结队的中老年人或唱歌跳舞或打牌聊天，在悠闲地享受着阳光、湖水、绿树、微风。看着眼前欢乐的人群，想着父亲劳碌一辈子，却没有能这样悠闲地生活过一天，眼泪唰地流下。所幸，我是在10几米外的地方背对着父亲。
在这个时候，我再怎么悲伤，也不相信医生判定父亲只有几个月时间。相信父亲也认为他的病会慢慢好起来，不然他也不会买多年都没有吹过的笛子。
人最悲哀的事情是怀着希望却偏偏迎来失望，父亲此时不会想到这支笛子会成自己最后一支笛子，竟然永远没能吹响过。
二、砸瘪的铜茶壶
父亲生于1946年5月28日。
父亲小时候家境尚好，在7岁前，比同龄人生活条件要好，在旧社会的农村可以穿皮鞋短大衣。
这得益于我公公（爷爷）在昆明多年的经营。
公公出身苦寒，年轻时出来做工，一路帮人挖田到宜良。挖完田，没有了活计，其他人都往老家的方向返回，公公把锄头送给同伴，只身往陌生的昆明走。起初在店里当伙计，后来不想受人管束，在小西门、大西门一带贩卖火腿。经过10多年的辛苦，有了一些积蓄。解放后，带着积蓄回家买田置地，本想一劳永逸，为子孙后辈造福，没有想到却埋下祸根。我看过土改前的土地证，证上写着共有水田旱地三十晌，前后左右位置标识得清清楚楚。正是这三十晌土地，让全家戴上了富农的帽子。
父亲八岁，命运拐了个弯，走上了另一条轨道。那年，公公被派去修水库，成年累月不在家。而就在这一年，奶奶因“拉垮互助合作和抗拒公余粮”两项罪名被劳改八年。父亲八岁就与年幼的二哥独立生活，8岁与12岁的娃娃独立当家，自苦自吃，自生自灭。后来二哥也去外地上学求生。很多时候，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8岁的孩子，既要自己找吃的，又要自己做吃的，到了晚上面对黑暗孤寂，年年月月，月月日日，无依无靠就这样一个人在屋子的角落静静坐着。
多年过去，父亲在回忆这段日子的时候，仍然难掩辛酸和难过，提起来就泪水涟涟。那时家徒四壁，颗粒粮食全无，八岁的父亲半夜经常摸黑到几里外偷挖地里的种子度日。他幼年时几次差点饿死，幸靠街坊邻居救济才勉强活下来。家里所有东西被充公，唯有在火塘上烧水的一个铜茶壶留了下来。但就是个这铜茶壶，再次救了父亲。父亲的二哥周末放假回家后，发现父亲饿得奄奄一息，已经不会说话，寻遍里里外外，没有任何可以吃的东西。就把挂在火塘上的铜茶壶用石头砸瘪当废铜卖到合作社，换回2斤鸡蛋糕。就靠这砸瘪的铜茶壶，父亲又能再次留在人间。
在艰难岁月，父亲基本无人管，上学也是断断续续，却成绩极好悟性很高。我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成年的娃娃是如何自己生存并管理好自己。我不能想象当劳改8年回来的奶奶看见已经会赶牛车挣工分的儿子站在面前是怎样的激动和喜悦。
父亲属于那个时代比较有文化的人，没有赶几年牛车就进入学校当教师了。如果命运这样，那也相对公平些。但命运偏偏不是这样，如果这一切无可解释，只能归结为命。
没有当几年教师，学校开会突然通知父亲可以回家不用再去学校。原因很简单：地主富农的子女怎么可以教育贫下中农的后代？这样的理由让他没有办法申辩也让他再次体验世事的变幻与无奈。
自此以后，他当了一辈子农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和脚下一个叫松林村的地方。
离开教师岗位后，父亲又当上了生产队出纳。当时成分高的人不能当出纳，但队上要记账、计工分、分粮、分副业款等，队上没有比父亲更合适的人选。出纳这一职务，父亲一直干到包产到户。
父亲走后，我在整理抽屉时无意中翻出了父亲的出纳账本，格子画得规规矩矩，字写得工工整整，出入的账目明明白白。40多年过去了，账本纸张早已泛黄，但每天每月的账目罗列得清清楚楚。
父亲病重躺在床上说，自己当年做出纳，管理整个生产队的账目。那时候条件艰苦，但从来没有想过为家里捞一分钱的好处，一生清清白白。全家7口人也跟着受穷受苦。
在很多人眼中，我父亲是个能人，能说会道，为人处事稳重得体。多年以来，我一直纳闷我家为什么没有富裕起来，一直生活水平都在中上游之间徘徊。包产到户后，父亲贩卖过木料、粮食、收过废旧物资、奔走在城市和乡村间，可以说做一样成一样，但一直没有成为富裕的人家。
时间远去，很多记忆模糊了，但有几个画面却是难以忘记的。上世纪80年代末，农村起房盖屋较为普遍，松林村是坝区，木料紧缺。那时家里已经有马车，父亲到几十公里外的山区贩卖木料，供不应求且利润不薄。但后来却在外地被当地的乡政府把马车及木料全部扣下没收，父亲只是背着一个草料包牵着一匹马只身回来。即便贩卖木料利润惊人，自此父亲不敢再去。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大地，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么胆小不敢重头再来，直到我成家后，才明白父亲的胆小和懦弱。那时，我们一家7口人吃饭，上有2位老人，下有3个并未成年的子女。一辆马车，一车木料，就是半个家当，父亲不敢拿家去赌，对于有风险的事情，父亲往往噤若寒蝉。90年代，父亲一直在做粮食生意，简单来说就是把米从坝区拉到山区，又把山区的苞谷等杂粮拉到坝区或县城去卖，就在其中赚点差价和辛苦钱，交通工具起初是马车后来是拖拉机、农用车。当然，父亲不会开车，拖拉机和农用车是哥哥开。当时，在村里也算走在前，但父亲性格依然保守，不会在秤上做手脚，不会花言巧语。记得有次买米，有半袋米竟然被掺了米粒大白色的碎石，半袋米也就掺上几两碎石，但却无法吃。发现上当后，父亲只是说“买瞎了！”他既没有在街上重新卖给别人，又没有拉到山区卖到偏远的地方去。只是叫母亲用筛子一把一把地分拣，碎石颗粒大小颜色与米粒差不多，要把半袋米拣好，根本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家里堆着近一吨米，要把这点米掺进去卖掉是十分简单的事情，但父亲坚决不同意。
与人合伙做事情，父亲总是主动提出让其他人多拿，自己少拿。母亲问，他要么解释说，人家年轻，出力多。要么就说，别人年老，不容易。
松林村是大村，有着2000多户人家。家前门后，能人众多，有很多在外为官为商，父亲是一介普通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很多人提起我的父亲却赞不绝口。
去年病重不起，母亲告诉我，生产队原来只有38家，已经有80多家来看过父亲。有些人来了不止一两次，有个80多岁的老奶奶小步挪动走一个多小时的路来看望了好几次。
多年来，我常谨记父亲对我们的教导：为人不可见利忘义，不可欺善怕恶，不可同流合污。
这样的教导一直在提醒着我如何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三、两相瞒
父亲被诊断出癌症是在2015年8月13日，当时的诊断结果是：癌症晚期，癌细胞扩散全身。
我把化验单和诊断书塞在包里，只提着个片子出去。
尽管医院里人流穿梭，隔着很远，我还是看见父亲和母亲坐在花台边沿上等着我们，一如当年的我们坐在门口的石坎边乖乖地等待父母从田地里归来。而今天，两个老人都在等待化验结果，他们毫不知情，并排坐在台阶上茫然地看着穿梭的人群和地上忙碌的脚步。
想着我包里藏着的两张薄纸片竟然是父亲的生死判决书，我鼻子就酸楚得厉害。父母就在我的前方坐着，一副农村人老实本分的样子，虽然等了很久，但他们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我知道，他们不敢随便走动，是怕我们出来找不到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是那么的和蔼与慈祥，他们彼此是那么的相依相偎。但按照纸上的判决，几个月后，眼前的景象彻底不会再现，父亲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母亲也将一个人孤零零地终老。
但这个时候，我们却不能表现出哪怕一点悲伤。因为医生说过，很多人是被癌症吓死的，病人知道了后马上精神垮掉，整个身体迅速衰下去。
离父母越来越近，我们的表情做迅速调整，站在父母面前的是表情轻松的儿子和轻描淡写的病情描述，只说这病好得慢，需要住院慢慢治疗。
母亲松了口气，父亲一反常态没有要诊断书看，也答应来住院，我们终于松了口气。看见父母的表情，特别是父亲当时与健康人无异的身体状况，我也心存侥幸，万一诊断有误呢？万一可以治好呢？我固执认为,现代科技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是可能治好的，即便治疗不好，再拖个10年8年，父亲也是80岁的老人了。
我愿意享受臆想带来的轻松，哪怕只有短暂几分钟。
臆想和现实的总有很大的差距。现实的情况是目前医学对于癌症是乏力的，早期可以手术，中晚期不能手术的就化疗、放疗。父亲的病已经是晚期的晚期，没有了手术的可能，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化疗、放疗或回家去中医保守治疗。我们当时选择了在医院里化疗和放疗。没有选择回家去保守治疗原因很复杂，一是大多数人更相信西医，更相信科技，更依赖大医院。二是如果不治疗回家去抓中药治疗，父亲和母亲会误认为儿女是怕花钱和麻烦，可能会更悲伤。
父亲住院后，瞒住病情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是瞒住了，父亲住院当天在电梯里，遇到熟人还问人家住几楼几床，母亲还埋怨说说平常又不是太熟，人家是工人，你是农民，打听了做什么?父亲说，住院无聊可以下来找他玩玩。可见，他并没有意料到他的病是多么凶险，身体和心理状况都很好。
打化疗的当天，护士提着针水来，护士才开口说了个“化”字，我就用脚轻踢护士的脚制止。随后跟着护士的脚后跟跑到护士站交代，化疗、放疗的字不能提，也不能对我父亲透露他的半点病情。全家装出轻松随意的样子，父亲也从不问病情，也不看打什么针水，整个住院及后来病重期间，父亲听话得像个孩子，听医生的话，听母亲的话，听儿女的话，打针、吃药、吃饭一切都全部听从安排。
化疗当天，并无明显的反映，当天晚上我回到昆明。第二天，中午我打电话给母亲，一切都还好，终于可以放心下来。晚上再打过去，情况却突然有变，父亲头晕呕吐，懒得说话。自此之后，父亲身体每况愈下。
今天回头看看，也许为选择父亲化疗、放疗治疗的道路可能是错误的。化疗1次，放疗28次并没有使父亲的生命得到延长。父亲从住进医院后身体每天都在下降，直至受尽苦楚，离开人世。
但当时谁能告诉我对错呢，过后谁能验证对错呢？生命只有一次，不能回播，也不可实验，这是最悲哀也最痛心的。
父亲病重期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有了两个面孔，甚至两种心情。为了彻底瞒住父亲，我们脸上都是一幅轻松的表情，看不出悲伤，看不出有什么压力。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学会了一种哭泣的方式，有时是走在上下班的路上会突然落下三五颗眼泪，也有时是与父亲在谈着笑着，突然发现泪水涌满，赶紧转过身去。这种哭泣没有声音，非常短促，笑和哭之间转换不过三五秒。一次在从曲靖回昆明的火车上，夕阳西下，窗外一对农民父子从田埂上回家，父亲在前面扛着犁，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牵着牛紧紧跟随。这样的画面让我温暖而绝望，我把脸贴在车窗上，满脸不断涌出的泪水让对面乘客莫名其妙。
我一直认为父亲对于自己的病情是懵懂的，但父亲去世前一个月左右，才发现这段时间不是我在瞒父亲，而是父亲在瞒着我，他对自己的病情不闻也不问，就是怕给子女增加麻烦。
我与父亲在医院度过了两个传统节日：七月半和八月半，也就是中元节（鬼节）和中秋节。
七月半这天傍晚，父亲打完针后还休息着，我站在住院部的楼上往下看，虽然是城区，但已经处处烟雾缭绕，大街小巷的角落里祭拜亡灵的纸钱在燃烧翻飞，悲伤的气氛弥漫着全城，也冲击着我的脆弱神经，青烟袅袅，明年的七月半，父亲能回家还是化作青烟？我什么都做不了什么也说不出。走回病房，父亲睡着了，我坐在床前把核桃一个个夹开，把桃仁掏出把薄衣撕去，放在纸杯里，等着父亲醒来。
中秋节这天，本来说好要回家去过，医院里只有值班医生，下午也没有针水，在里面的意义不大。中秋佳节万家团圆，哥哥也在中午就来接父亲和母亲，父亲临时决定突然不想回去，说第二天一大早要放疗，送来送去比较麻烦。
我就留下来陪父亲。离家近的病人都回家了，白色的床单，空荡荡的走廊，病房里有些冷清。我提出不要住医院了，就在医院旁边住宾馆，父亲没有反对，只是说，不要太贵了。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住进了宾馆，他在电话里对姐姐说，活了快70岁，今天第一次住上了宾馆。回去后对母亲说，这个宾馆不是农民住的，是干部住的，一晚上就要二百八，地毯厚得很，农民不应该住这样的宾馆。
我的父亲最远只到过昆明，他是个爱生活的人，现在我猜想他一定也想出去外面看看长长见识，只是怕耽误我们的时间和怕花钱就一直没有说。父亲得病以后，我一再向医生询问可不可以带他出去看看走走，可医生也决定不了。出院后，每况愈下的病情让父亲再也没有能走出去。我一直纠结到今天，为住宾馆的事，也为没有带他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事。父亲不在了很久，有天母亲突然说，你爹以前倒没有听说他想去哪里，就是几次说过想去珠江源看看，他说年青时去过，现在成旅游区了，想看看现在的变化。
我突然就吼了一句：怎么不早说！？吼完后，我抓着头发一声哀叹。
要知道，父亲一辈子住在松林村，而松林村离珠江源只有区区40公里。
四、倒悬的吊瓶
我听一首歌听得泪流满面是在医院里。
父亲住院后，除周末和节假日我回来陪着外，还请了一周的假与父亲住在医院里。
现在想来，那是我过得最有意义，最充实也最千金难买的一周。
在这周里，我让母亲回家休息，叫哥哥姐姐也不用来医院看望。
这一周，完全是属于父子的时光。24小时，我都在父亲左右。白天陪他治疗，空闲时陪他走走看看，晚上拉开折叠凳睡在他脚边。
那段时间，在父亲睡下后，我就到楼道里与人聊天，希望能打听到治疗癌症的方子和方法，不管是医院还是民间的，不管是验证过还是道听途说的。对于我来说，我必须找到这样一根稻草，然后把这根稻草伸过去，拉父亲上岸。
以前对同病相怜这个词语没有太深刻的认识，如果回到这个词的本源，到医院特别是绝症的科室，才明白这个词的真正源义。
肿瘤科是不眠的，至少是少眠的。
每天晚上，都有心事重重的人在走道上。在护士站旁的休闲区每晚都有人在那里坐着，或表情木然呆坐，或一言不发枯坐，或相互打听病情。当然，也有些人在走道上来来回回地走，分不清患者还是家属。在楼道黑暗的角落，时不时会有人在低声啜泣。某天深夜，我曾看见一个背书包初中生模样的小女孩在楼道黑暗的角落里对着一个丢弃医疗废物的垃圾桶哭泣，没有任何声音，肩膀耸动，身体微微颤抖。她听见有人来，转过身来，满脸的鼻涕眼泪。
医院的走道上，不眠之人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明知道生命奔向一个结果，却都在苦苦寻找解套的方式。
我是被隔壁病房里传出的弹奏音乐和歌声吸引过去的。
这是一种类似琵琶的声音，恬静柔和，圆润丰厚。在幽静的夜晚，在沉闷的医院，如天籁漫过病房又流过走廊。我不是喜欢凑热闹的人，但在这样的氛围中一种力量吸引着我。一群默默无声者围绕着一张病床垂手站立，弹奏者是个病人，铁黑的脸清瘦得如刀条，给人最大的印象是瘦，瘦得整个人的身体如窄窄的刀背，他盘坐在白色的病床上，右手在一件乐器上弹、挑、滚、划，左手上下左右翻飞按音，整个人都交给了那件乐器。这是肿瘤科晚上9点多，倾听者只有两种人：病人及病人家属。在这样的乐器声中，大家听得肃然，也听得痴醉，没有喝彩也没有叫好，只是默默地望着，默默地听着。有一个词语叫做洗耳恭听，以前一直认为是个谦词，但此情此景，证明了书本的浅薄。当弹奏到熟悉的旋律《渴望》的主题曲《好人一生平安》，有病人跟着唱了起来：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就在身边。也曾心意沉沉，相逢是苦是甜，如今举杯祝愿，好人都一生平安………后来，很多人跟着唱起来，唱得蒙面而泣，唱得流泪满面。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好人，来到了肿瘤科注定并不平安，却都在歌声中同醉和祝愿，飘荡的歌声如水推流沙，他们年年岁岁苦熬岁月，过得小心翼翼，过得战战兢兢，却提前看见了人生另外的结局。这样的歌声让人痛心疾首。
后来，弹奏者告诉我，这种乐器叫中阮。弹奏者是才退休一年师宗县的袁局长，袁局长直肠癌晚期，最后一次手术后只能坐在轮椅上，陪伴她的是他最小的女儿，在乡镇上开了个理发店，逢赶集天女儿要到乡镇的理发店理发，只有换其他亲人来照顾，如果其他亲人没有来，袁局长大多数时候只能抱着这件叫中阮的乐器坐在轮椅上耐心地等着。他女儿还带着一个八个月大的娃娃，一家三代吃住都在病房里。袁局长腰间挂了好几个排泄废物袋子，女儿推着他的轮椅在走廊里走，他把八个月大的孙女抱在怀中，如抱住一件稀世珍宝那样小心翼翼。打针时中阮与他并排躺着，他木然地望者倒悬的吊瓶，针水一滴滴往下滴，如古代的计时器数着时间在悄悄地走。
五 笛子与镜花
在我无助绝望的时候，我也曾经多次跪在供奉天地和祖宗的供桌前祈求上天多给父亲点岁月，祈求祖宗给父亲庇护和关照。
起初的祈祷是10年，8年，后来是3、5年，到最后父亲疼痛难忍，我伏在供桌前只求减轻他的痛苦，再无其他所求。
即便我再怎么伤心，再怎么虔诚，最终的结果是这些愿望一个也没有实现。父亲从出院后能一个人走，到要搀扶着走，从一个人扶着走，到两个人扶都着却迈不过5公分高的门槛，直至最后在疼痛和喊叫中离开人世。
希望在现实中化为水沦为月。
父亲出院后，身体每况愈下，且下降的速度和病情的变化出乎意料。
出院那天，父亲还能在哥哥的厂子上自由走动，能自己到最边远角落的厕所里去，甚至还站在厂子上看工人制作水泥管。那时，谁也不会相信父亲会在两个月后告别人世。
国庆节期间，我们姐弟三人陪着他到寻甸县功山镇甸头村去抓中药，这是最后是希望，是心中的明灯引领我们跋山涉水。偏远的山村，满墙的旌旗，八十多岁的中医，闻名而来络绎不绝的患者让我们都看到了希望，也相信会有奇迹发生。
但后来的结果是碎了一地的药渣和被我失手打碎的药碗。
父亲住院期间我失手打碎饭碗，熬中药期间药碗又跌落破碎，虽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但至今想来还是让我痛心和自责。
父亲性格温和，韧性很强，逆来顺受，一生没有抱怨过任何事情，一辈子没有和母亲吵过一次架，也没有打骂和大声斥责过我们，甚至与街坊邻居都没有过一次争吵。
父亲知道得了癌症后性格脾气仍然没有变化，情绪稳定，一如既往地温和，淡定从容面对所有的苦难，以至于我总认为父亲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即便没有康复，出院时他还是与医生说了很多感谢的话。
母亲说，父亲回来后也曾经把笛子拿出来。他回家后曾经在老朋友的面前想证明自己身体还行，试着努力去吹，但那支倾注着过往预示着希望的笛子始终没有发出过任何一点声音，最后只有无奈地把笛子收起。父亲去世后，我特意向母亲问起了笛子，并把它与父亲经常佩戴的一块表收在一起，在立墓碑的时候，把两样他心爱的东西用水泥砌了在墓碑旁边。
父亲有文化，喜欢动脑。母亲没有文化，基本不识字。按现代爱情的逻辑，两人应该没有多少共同的语言。他们是门当户对的婚姻，一个是地主家的女儿，一个是富农家的儿子，他们的婚姻是时代造成的，没有选择。但共同的出身让他们尝尽生活的艰辛和苦寒，他们学会了在生活中相互谅解，互相欣赏，有着对生活最简单的理解和表达。
父亲病重后，母亲寸步不离，端汤递水，喂药喂饭，洗脸漱口都周到细致，即便父亲去世前几天已经喊不答应，母亲也一直睡在父亲身边，摸摸他的额头，捏捏他的手，让他感觉母亲一直都在。父亲也比任何时候更依赖母亲，疼痛难忍叫喊的时候，母亲像哄小孩一样哄着近70岁的父亲，他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依赖母亲，10分钟见不到母亲，他就会数落说怎么几个钟头不见，跑哪里去了？
最后一次看望父亲，父亲还有着清晰的认知和表达是11月21日这个周末，那时他已经病得很重，两个人扶着还迈不出10米的距离，无论什么样的止疼药都已经止不住他的疼痛，每天都有几个小时在喊叫中度过。我们离别家里回昆明时，父亲清泪长流，无限眷恋这个世界和所有的亲人。母亲说，在我们离开后，父亲说：最后见一次了。这样的话，他从来不会当着我说，父亲走后，母亲说，每个周末我从家里离开后，父亲都说：等下个星期再见见。但这样的话，在每此我与父亲告别时，他与我却是这样说：赶紧去了，早点去等着车，守着也没有用。
四天后，11月底，我从昆明又赶回老家，父亲已经喊不答应不能言语，意识有时清晰有时糊涂。亲人喊只能答应一声，再问就无其他反应。唯一不变的是，他在清醒的时候，还是懂得骗人，86岁的外婆扶着床边问：给有吃饭了？他会清晰回答一声：吃了。再问就没有任何声息。外婆听到，放心地说吃了就好，然后满意地回去。那时父亲已经滴水未进，口不能张不能咽。
癌症晚期的疼痛是难于想象的，在这之前，我从没用听过父亲因为疼痛而哼过一声，母亲也常说，父亲很耐病，平时牙齿疼了脸都肿起来，只是默默地在路上走。在医院里，我们也时常问他有没有哪里疼？但父亲总回答没有。我一直怀疑这也是父亲在故意掩盖，如果没有哪里疼，他怎么会每晚都吃止疼药？
医生说，癌症晚期普通止疼药基本没有任何效果，只能吃吗啡。吗啡没有效果呢？医生回答是：目前这是止疼效果最好的药。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留给我最酸楚和最痛心的记忆是父亲痛苦的喊叫和呻吟。吗啡已经不能下咽，勉强吃下去后不到半小时又开始喊叫，最后，又托人在其他医院买到了注射，吗啡与同时使用还是止不住疼痛，我只有看着自己的父亲在受苦，只有哀叹着站起来又坐下去，揪着自己的头发跟着受难受罪，第一次体会到无路可走的绝望。
细细想来，这是天灾，更是人祸，我想我必须说出来，为死去的或者活着的。我们追求高精尖的科技、高大上的理想，天天叫嚣着以人为本，却没有俯下身下认真对待脆弱如草芥卑微如蚁蝼的个体生命，不能挽救生命，至少能减少痛苦，不能减少痛苦，至少给予安乐。父亲一生空心明了参透世事，却三样尽输，一切尽失。
12月1日凌晨5:50分，我握住父亲渐渐冰凉的手，哥哥把他抱在怀中，在亲人压抑的哭声中，父亲永远离开了人世。
世间种种，到此终结。父子情分，由此而尽。从此，我成了没有父亲的人，人生再没有了来处，只剩下孤单的归途。
知道他得病，无能为力；他疼痛喊叫，无能为力；眼睁睁看着他倒在我们怀着，还是无能为力。所谓父子一场，最终的结果不过是目送而已。
在父亲病之前，我是个粗心的人，从没有用心地照顾和孝敬过父亲。等我醒悟过来，却留给彼此的时间并不多，我只给父亲洗过两次袜子，洗过两次脚，在他昏迷时换过5到6次纸尿裤。他照顾和呵护了我38年，而我照顾他只有区区几天。
父亲的病重和离世从过程到结果都给我带来很大的痛苦。
我们大多数人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神灵，以前我也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父亲的事情让我有种彻底反叛的感觉。
当母亲握着父亲的手说，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好不？父亲心如死灰地回答说：不可能了！这样的回答让父亲彻底绝望，也让母亲彻底痛心。
我很后悔，没有在父亲清醒时告诉父亲有来生来世，没有告诉父亲他与母亲还可以在来生再见并可能再成夫妻。
当生命的笛声再也无法吹响的时候，唯物扼杀的世界里我愿意给唯心留巴掌大的一个角落，提前告诉他来世我还是愿意当他的儿子。并让他相信即便我们未来不一定相见，但至少可以相知，会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角落里彼此好好地活着、存在着，并彼此挂念和关心着。
那样，在最绝望最无助的时候，我们都还能看见微弱如萤火的光亮，即便这样的光亮照出的世界如镜花水月般虚无缥缈，也不至于让我们对这个苍凉的世界如此绝望如此痛心。
| 玉| 溪| 文 | 艺 |
这是玉溪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官方微博，微信号为“玉溪文艺”，在微信公众号里添加“玉溪文艺”字样即可关注本号，点击“查看历史消息”即可阅读以往推送的内容。投稿须知：作者须附个人简介和高清照片
《玉溪》双月刊投稿邮箱：yuxiwenlian@126.com
QQ:1476556697@qq.com
163427856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