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
美国耶鲁大学：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温情与敬意”，是钱穆提出的对本国历史所应持有的态度，也是他一生坚守的文化情怀。
钱穆，字宾四，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寒的书香之家。7岁入私塾，10岁后进小学、中学。18岁应聘到小学任教，10年后，开始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
顾颉刚自北平回老家探亲时，经人介绍，偶然发现了这位学识渊博、对历史文化有独到见地、言谈举止非常人可比的乡村才子，并竭力向学界加以推荐。1930年秋，36岁的钱穆离开苏州至北平，先是随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后由其推荐执教于北京大学。
据钱穆回忆，有一天，司徒雷登在家中设宴招待新来教员，钱穆亦在其中。司徒问来者对燕大印象如何，在乡村小学以及中学教了18年书的钱穆直言不讳：“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为此召开校务会议，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佳，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
在北大，钱穆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钱穆的侄子钱伟长曾回忆说：“两人都讲中国通史，并且都出了教材，胡适讲的是理论，我叔叔讲的是史实，他二十四史史料很熟，故事讲得娓娓动听，听讲的人越来越多。”钱穆身材矮小， 操一口无锡官话，但他对问题反复引申，广征博引，博闻强识令人惊异。
糜文开在《宾四先生的奋斗史》中写道： “北京大学有三位最吃香的教授，怎样大的教室也容纳不下听讲的学生，其中两位便是胡适之先生与宾四先生。”
钱穆燕大的学生李素回忆老师：“他在课堂上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声调柔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他讲到得意处突然止步，含笑而对众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飞星闪烁，音符跳跃。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悦乐。他并不太严肃，更不是孔家店里的偶像那么道貌岸然，而是和蔼可亲。他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
，李埏入读北京师范大学，恰逢在北大任教的钱穆过来兼课。上大学前，李埏已经读过《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背过不少秦汉文章，自以为还有点基础，不料听了钱穆的几节课下来，不禁爽然若失，“我简直是一张白纸啊！过去的读书，那算是什么读书呢？过去知道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小堆杂乱无章的故事而已。”
钱穆在西南联大上课时，教室的过道被挤得水泄不通，他只能从学生的课桌上踏过去，才能走到讲台。有一个张生一直在听钱穆的课，从北京跟到昆明，竟然连续听了六年，但他说，自己“每年都有新得，屡听而不厌”。
在走向大学讲台前的18年自学生涯中，钱穆自承“未尝敢一日废学”。他学习曾国藩的修身精神，每天早上起床就给自己定下目标，雷打不动。在小学教书时，他夜间读《昭明文选》，极倦始入睡，夏夜为防蚊虫叮咬，把双脚纳入瓮中坚持夜读。
他平生最敬佩三个人：诸葛亮、王阳明和曾国藩。有一天他的胃溃疡犯了，躺在教室的地板上。正好余英时回学校，看到老师这样很担心，就问：“能为你做点什么？”钱穆说：“我想读王阳明文集。”
“耐得住大寂寞，有定力。”这是前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评价钱穆的话。钱穆治学如此，生活也如此。为了专注于撰写《国史大纲》，他住在云南宜良的岩泉寺中，陈寅恪来拜访，不无玩笑地说：“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隐居岩泉寺后，就是隐居苏州耦园。当时这里是废园，门口只有一条路通往市区，人迹罕至。晚年的钱穆回忆起在宜良以及耦园这两年的隐居时光，充满了深情，“生平最难获得之两年也。”
世人常称道钱穆读书之勤、著述之丰，其实他的天分同样不容忽略。他注《公孙龙子》只花了7天，写《庄子纂笺》也只费了两个月，这都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事。就连徐复观在批评钱穆的史学时，也说：“钱先生天资太高，个性太强。
思想峻厉、处世温煦，并存于钱穆身上。
钱穆很喜欢散步。1943年在遵义讲学期间，每天都要出去散步一个小 时，他的学生回忆道：先生总是提着一根棕竹手杖，边走边谈。先生说，他很爱山水，尤爱流水，因为流水活泼，水声悦耳，可以清思虑，除烦恼，怡情养性。
钱穆喜好音乐，他在常州府中学堂曾随老师学过昆曲，擅长箫笛，他自述：“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呜呜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实为生平一大乐事。”有月亮的晚上，他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整条的长廊，夫人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
1949年10月，钱穆随广州私立华侨大学迁香港，翌年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合并为大学，钱穆亲定校名为“香港中文大学”。 1967年10月，钱穆以归国学人身份自港返台。1986年，钱穆在素书楼上最后一课，告诫学生：“你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中国人。”
1990年8月30日，钱穆谢世。这一天，台风袭击台北，龚鹏程在风雨中悼念钱穆：“他不是就史论史，或考古证史的人。他是通过对历史的省察与讨论，来申述他从孔子、孟子、朱子那里学来的价值理想，并用这种价值来期许我们这个社会，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此乃钱先生苦心孤诣之所在，也是他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地方。”
余英时则为先师写下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而早在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授予钱穆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时，他们是这样评价他的：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阳籍）
★本报拥有此文版权，若需转载或复制，，标注作者，并保持文章的完整性。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