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昌记忆】大集体时期(二):那些人(上)

老高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就积极投入到土改之中，，进步很快，不但当上了民兵队长，不久就入了党，当上了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当时在我们年轻人的眼中看来，他好像有些老了，可当时他也不过四十多岁。 

　　他长得并不高，但壮实，喜欢理个光头，身穿一套土布缝的圆领上衣，这件衣服与当时人有所不同，左胸口有一只口袋，下襟有两个口袋，左胸口的一个口袋中总插着一支钢笔，下面的口袋中有一个笔记本，还有香烟等物。 

　　这钢笔与笔记本是支书的随身之物，但更重要的是香烟，他的口袋中一般有三包烟，他自己抽的是8分钱一包的经济牌，而递给乡亲们的是一角三分钱的“大红鹰”，还有一包是备用的，也是最好的二角四分钱一包的“新安江”，这是给上级领导敬的烟，一般都放在上衣插钢笔的口袋中。 

　　在一次忆苦思甜的大会上，高书记讲述了自己解放前的苦难：“我从小就当长工，在地主家干活，这地主为了剥削我们的劳动力，在麦收农忙时还让他老婆送饭到地头，有时还带一点酒过来，为的是让我们一天到晚在地上干活，来延长劳动的时间。如今我们翻身作了主人，成了人民公社的社员，所以我们要听党的话，。” 

　　老书记没有读过书，可他去公社开会必须要将上级的指示传达到生产大队，所以笔记本是少不了的，还有钢笔，他自学成才，在公社开会时，将重要的事用各种符号都记在本子上，我看过他的笔记本的，他上面写的字，就是让郭沫若再世，也难看得懂一个字的，可就是这样的字，他传达起来，却是头头是道。 

　　“”在他的报告中成为了“解决斗争”，所以他在报告中“解决斗争要年年话，月月话，日日话”，只准“解决敌人”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那时候社员大会是经常开的，老书记就在台上作报告，往往要两三个小时，他从第一点讲到第三点，又从第三点讲到第一点，下面的社员们好开心，女的掏出了花边争分夺秒地挑起花来，奶孩子的解开衣襟，让孩子吸个饱，而男社员们喝着茶，吸颗烟，好不自在，因为开会不但可以不下地干活，而且工分照样记。 

　　老支书是个实干家，他除了上公社开会，总是转在各小队的田间地头，与有经验的老农商量地上的棉花络麻，他舍得分烟，往往与社员坐在地头一边抽烟，一边商量着如何培育好这些庄稼，有时还用“天文字”记在本子上。 

　　他与社员一个样，从来不穿着鞋上地头的，裤腿卷到了膝盖处，从这个小队赶到那个小队，与小队社员打成了一片，所有我们这个村的都叫他为“老高”，他从来不骂人，也不大发火，总是客客气气地对待着乡亲们，就连戴上“帽子”的地主、富农等四类分子，他也不另眼相看，因为他知道，这村里的几个地主、富农在解放时只不过多买了几亩沙地，真的没有多少财产，而且也没有多少欺负过人，所以有背地里，也分烟给他们，那些“四类分子”也知他当书记的难处，让他在会上骂一通也不记在心上，见了面还是叫着“老高”。 

　　他从来不占集体一点便宜，在他手中建起了大队部，机埠、拖拉机、可他家里还是住着几间破草房，可他总是充满着信心，说：，听党的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一定都会有的，，一定也做得到的。”

　　就这样老高从解放后当支书一直当到80年代，不但实现了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看油，还基本上消灭的草舍，大多数的社员都建起了瓦房，开起了摩托车了，眼着大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他真的很高兴，还是一天到头地在各生产队检查生产，他总是说，只要集体生产搞好了，社员的分红就会多些，大家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好。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初期，上面命令实行家庭土地承包了，要求将生产队的地分了，小队部的房子拆了，分了……  

　　眼看着多少年积累的集体财产，一下子都分个精光，他真的心痛极了，这好好的人民公社怎么一下子说散就散了?往日熟悉了的的田野，如今都成为各家各户的了，从此各家种各的东西，也不用上级安排种植什么的了，一时间所有的渠道都被相邻的人占了扒了，看着一个个的小队屋被拆了，他心疼呢!从此他好像一下子老了，烟也抽得更凶了!再不久，就卧床不起，据说是得了什么癌症，就这样他病了几年，骨瘦如柴，去看望他的乡亲们都感到很难过，有的女人都哭了……

大队长姓赵，听说他是解放前迁到这块地上的，当时才不过二十来岁，在这里搭了一个草棚，种着几亩沙地，过着非常贫寒的日子，可也是老天有眼，离他不远的地方，又搬来了一户人家，也来到了这块沙地上刨食，让赵小伙万没想到的是那户人家有一位如花如玉的姑娘，经常在他相邻的地上劳动，一来二去，两个有了感情，经过媒人的说亲，对方父母也看这小伙子人实在，勤劳肯干，就让他们在破草房中成就了婚事。

　　没多久，，当然也解放了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人，小伙子参加了民兵，还当上了民兵小队长，经过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的建立，他一直听从上级的话，工作得很卖力，在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之时，他被上级认命为大队长，领导着村里的人民开河挖渠，兴修水利。

　　当时赵大队长是多么的年轻啊!身高马大，有的是力气，他挑两百斤的泥担还健步如飞，在他的带领下，这个大队完成任务快，总能抢到红旗，他也多次得到公社领导的表扬。 

　　没多久，政府要在这块沙地中开掘一条大河，为这两岸的土地旱可灌、涝可排，这可是一件大好事啊!要知道当时这个村子里的人，吃水是多么的困难，更不用说灌溉农田了，要是有了一条大河，河中可走船，还有清清的河水可用来洗衣、淘米、灌溉，今后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的了。 

　　当任务分配到各个大队时，赵大队长在公社里表了态，我们一定不拖全公社的后腿，坚决完成分配的土方任务。 

　　为了鼓舞士气，他做了许多面的小红旗，插在了工地上，他又带头挑着土，于是工地的进度很快，上级很满意。谁能料到有一天，大伙正干得热火朝天之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疯女人，她是一边走，一边拔掉赵大队长插在工地中的小红旗，嘴里还不知喃喃地说着什么。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有人胆敢拔掉红旗，那还得了，肯定是敌人在搞破坏了。 

　　当有社员告知他这个情况时，他飞快地来到了出事现场，想抓这个现行，然后送到民兵连去处理。他很快地来到了这个妇人跟前，让他停止拔旗，将手中的红旗交出来，可谁能料到，那个疯女人，看到这样的一个年青人来夺她辛苦拔来的红旗，二话没说，就脱下裤子来，只见那白晃晃的屁股和一个黑三角就这样显示在他的面前，这下赵大队长可真的蒙了，他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一个女人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脱下自己的的裤子来，这工地上是一片哗然，赵大队长第一反应是转身就逃，可那疯女人光着屁股一个劲地追赶着他，一边还在嘴里骂骂咧咧的，整个工地像是在看一出大戏，挑河的社员更是停下了挑泥，一片的起哄声…… 

　　赵大队长好不容易跑进了人群中，才没被这个疯女人抓到，他缓了一口气，然后马上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上级领导，很快公社武装部来了人，还带来了几个妇女干部，将这个疯女人关了起来，后来找到了他们的家属，让他们将这个疯女人领回家去，还警告他们：“要是这个疯女人再到工地上来捣乱，就要以阶级敌人论处。”后来听说，那个疯女人让家属用铁链锁在了家中，从此她再也不到处乱跑了。 

　　赵大队长从此后，工作更加卖力，前途是一片光明。

　　可谁没料到，，大队里来了一群搞运动的大学生，他们真的是六亲不认，专门抓有问题的基层干部，当有人举报大队长用热水瓶佯装打开水，却用来装食堂的菜油，将油拿回了家里去。工作组马上对他进行了审问，这大队长是有口难辩，只得承认，很快他就就被认定为“四不清”的干部，马上撤了职，当作普通社员回到小队劳动去。

　　好多年之后，有人还说起，可能是他染了那疯女人的晦气，你看好多人都偷食堂的东西，又不是他一个，可他却偏被撞在了这刀口上。 

　　从此他回到了最普通的人群中，在这块地上劳作了一辈子…… 

保主任老顾是当过兵上过朝鲜抗美援朝的人，在当时我们的村子里他是一个出过国打过仗的人，他说在朝鲜那个冰天雪地中，和美国兵打仗，不知死了多少人，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终于活着回到了家，真的是很运气的人。 

　　他喜欢穿土黄色的军装，两只眼睛可能因为战火的洗礼，显得特别的锐利，他发起怒来，双眼会喷火似的，虽然没有了领章帽徽，可在众人的眼中还是一个当兵的，感到很威严，在几年的军营生活中，他不但学会了打仗，还学会了打“官腔”，比如我们这里骂人最恶的话是“我日你娘”，从他嘴里可不一样，他会骂“妈拉个B”，人们都说他的舌头会打卷了，所以说出来的话也就与当地人的话不一样的了。

　　他不但对敌人恨，还疾恶如仇，立场坚定，对一切坏人坏事敢作斗争，有一次社员抓到一个偷番薯的撑船佬，据说是绍兴人，他是一边背着纤，一边随手挖埂边的番薯，可以说是顺手牵羊的那种。可到了他手中，还有好果子吃吗?他用一根麻绳将他绑了，吊在了大队部，还审问他一共偷了几次了，那个可怜的绍兴人，哭着求饶，老倪可不心软，一直审问到晚上，最后还将那条船上的橹与跳板没收了，要知道一条船少了跳板和橹，就像人断了手脚一般，可想处理得如何严厉的了。从此之后，那河边埂头上的番薯真的很少被人挖了。

　　这一个村的治保主任，保着一个村子的平安，要是有人发生了口角甚至动手打架，治保主任肯定要到场的，他是个裁判员，是非由他判断。有一次，一个村民不赡养老母亲，还将老娘的被子丢出了屋，这下可气坏了老倪，他气冲冲地赶到了那个家，指着那位不孝之子开口大骂：“你妈拉个B，你是从草蓬中日出来的吗?连老娘也敢赶出家?”只见他随手拿起一根麻绳将他五花大绑，牵到了大队部，整整关了他一天一夜，还让民兵守着他，不让他吃饭，看他怎么办。这个不孝之子也真的慌了，连连求饶：“主任，我再也不敢了，我以后一定好好孝敬老娘，要是再重犯，由你处罚”。所以人有时也真的犯贱，当恶人碰到比他更狠的人，会变得老实起来。说来也奇怪，自从他用这样狠的手段处理不孝子之后，这个村里从此欺负爹娘的事真的很少发生了。

　　由于他的威严，村子里的人很少吵架与打架，因为人们都知道他连美国鬼子都敢杀的人，还有什么人能让他怕的，还有人看到过，他口袋中还有几粒子弹，是黄沌沌的那种，有人还看到过那子弹头是尖的，还有些是圆的，说不定他还有枪呢?。 

　　因为有这样的威信，治保主任非他莫属了，说来也奇怪，那些年，小偷真的很少，大家可以开着家门去地上干活，更不用担心谁家的孩子丢了，哪家的姑娘让人骗了，也没有赌博的人，游手好闲的人，更不要说有杀人放火的人了。

妇女主任叫桃花，当时也不过三十来岁，长得很丰满，一张脸如满月，声音清脆而响亮，新中国解放后，像她这样童养媳出身，属于苦大仇深的标准贫农，虽然大字不识几个，但也是组织的依靠对像，很快就被任命为大队的妇女主任。 

　　她工作很积极，非常听上级的话，像村里为妇女的扫盲，她一到夜间就在会堂中挂好汽油灯，忙着呼唤村里的妇女去听老师的课，很多妇女就是在扫盲班中认识了字，会简单地算账写字了。

　　可她真是一朵鲜花播在牛粪上，这个丈夫不但一只眼斜着，还有着非常严重的哮喘病，一到秋冬，喉咙就像拉风箱，上气不接下气，更糟糕的是，第一个儿子出生后，也是一个斜眼，而且脑子有些毛病，(后来长大了还闯下了大祸，那是后事了)可桃花主任从来不会因为家庭琐事影响工作的，只见她每日里穿村走户，解决着家庭中许多的纠纷。 

　　比如有一次，村里的一个姑娘与邻村的小伙订了婚，女方也收了聘礼，订婚不久，这对未婚夫妻去杭城游玩，那个男青年可能从来没有到过这样的大城市，也可能太激动与紧张了，不但没有照顾好未婚妻，还因为找不到厕所，将一泡尿撒在了裤档里，这个姑娘看着未婚夫的裤腿里流下尿液来，一口咬定未婚夫有“毛病”的，回到家就和父母闹着要退掉这门亲事。

　　可在当时的村子里有个俗规，假如女方已收了聘礼，基本上算得是已成定局，要是女方反悔，不仅要退还聘礼，还要赔偿男方办酒水的损失，所以男方就闹到了女方家中，要求赔偿损失。可当时女方的父亲已经将男方的聘礼当作自己儿子订婚的聘礼送走了，一下子又拿不出这笔钱来，于是双方都闹到了大队部，要求妇女主任来解决这件事。 

　　桃花主任问清了原由，觉得又好笑，又可怜，她非常同情男青年，觉得这不过是个意外，这杭城毕竟不是乡村，想找个撒尿的地方实在太难了。于是她耐心地做姑娘的工作，认为她未婚夫是个老实人，身体健康，劳动也不错的，可能是太老实了，一时找不到方便的地方，不是脑子有毛病的人，今后只要能过日子就可了。而女方的家长也因为还不出聘礼了，也给女儿施加压力，这桩婚事也就只有继续下去。就这样这对未婚夫妻过了一年后终于结了婚，没多久就生了孩子，正如桃花说的，只要男女上了床，一切都会自然解决的。 

　　像这样琐碎的事，在村子里是经常发生的，桃花总是处理得很好。 

　　当时妇女主任经常要去公社开会，一来二去，公社主任看着这样一个丰满的少妇，面若桃花般的红润，真没想到这穷乡僻壤出这样的少妇，桃花不但非常听话，工作能力也强，渐渐地主任对她有了好感，不但在工作上帮助她，在生活上也关心了起来。他时不时地让桃花去到他那里汇报工作，还经常送点布呀糖呀给桃花，这桃花真是爱宠若惊，你看一个公社的主任都这样瞧得起我，我还能不努力工作吗?

　　想想桃花也真可怜，这哮喘的丈夫虽然还不上四十岁，可已经老态龙钟，浑身没有了力气，一年之中也没有多少的房事了，可她却是如饥如渴的年龄啊!公社主任当然了解她家的情况，也觉得她很可怜，再看看桃花对自己的尊敬，心里像长了毛一般，这可是眼前的一颗鲜桃啊!

　　那是一次公社的妇女主任会议，公社主任安排下了妇女积肥、扫盲的工作，会议开着开着太阳已经落山了，散会后他将桃花留了下来，说是还有工作要谈，那桃花见主任这样重视自己，心中很高兴。她心存感激地跟着主任来到了他的房间。进了房间后，公社主任先让她坐在床边，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桃花的胸部，桃花也感觉到像要出什么事，她看着主任急促的呼吸与眼睛的欲火，此时她知道主任要干什么了。 

　　毕竟都是过来人了，随着主任的动作，桃花先是半推半就推托着，后来整个人都瘫软了，接下来正是干柴碰到了烈火，一次次的激情燃烧，让桃花尝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快感，几番风雨之后，公社主任是心满意足，他一边抚摸着桃花如瓷的肌肤，一边承诺着，一定会让她得到更好的工作。

　　从此，桃花是经常去主任那里汇报工作，而且为了不影响白天的工作，多数利用夜间的休息时间。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主任搞腐化的事，终于被人揭发了，据说是人武部长当场捉的奸，当时两人像杀白了的两头猪，在床上滚在了一起。

　　根据当时组织的纪律，是绝对不允许干部乱搞男女关系的，没多久，那个公社主任被定为生活腐化分子，不但撤了职，还开除了公职，成为了一名普通的老百姓，而这桃花主任，也因公社主任的倒台而免去了大队妇女主任的职务，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从此被人另眼相看，在当时的女人嘴中，没有比“破鞋”更臭的事了，搞得她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在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下，小队长算是最小的官了，也是最苦的官。我们小队长姓石，这石队长性格就像石头一样，当时他正是壮年，皮肤黑黑的，脸庞上胡子拉茬，总是剃个光头，身材很结实，一双手特别大，平时总喜欢系根腰带，一只喉咙像洪钟，要是他骂起娘来，半里之外都听得到，可他却很少说话，整天绷着个脸，像别人欠了他什么似的。可这生产队里，谁也不敢惹他，他不但是生产的一把好手，还会安排这百多号人的劳动任务，有着很多的办法，让你不能偷懒，也不敢偷懒。 

　　每当出工的哨子响起，他早就在生产队的道地上了，将每个人分配到不同的地上劳动，而且不会重复与差错，没有人敢和他讨价还价，乖乖地着工具来到了地上，修起了“地球”。 

　　每当春耕时季，男人们最重的活就是掘“棉花地”和“络麻地”了，在棉籽和络麻籽下种的时候，麦子还没有成熟，这是作物轮种的地，要在麦垅中葬下黄花草紫，(一种绿肥)是作为棉花的基肥的，还要趟平地面，将棉籽和麻籽撒到这麦垅之中。在一大片的地上，每个男劳力都分配了任务，一时间闪闪发亮的铁耙一上一下地闪现在麦垅中。此时，麦子正在扬花灌浆，要是因为掘地而摇动了麦杆，就会影响麦子的灌浆，到时麦粒就会成瘪粒，大大地影响收成，所以这地整起来很难。

　　这石队长不声不响地闷着头翻着地，这长达百多米的地垅，一般人掘不了多久就想伸一下腰了，可他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不紧不慢地翻着，你可不要认为他只顾着自己翻地，一不留神他的大喉咙就开骂了：“你这个小死鬼，看你将麦子掘得摇来摇去的，到时瘪麦子分给你家啊?”看着有的社员翻地时松动了麦子，他是不留情面的。到整地垅时，他会一垅垅地看过来，要是哪个的地没有平整好，还将绿肥露出地上，他会说：“XX，你的地上是不是蹲满了“懒哺鸡”啊?”被他指责的人，看着自己那粗糙的活只得承认不足，将活做得细些。 

　　春夏之间，总是时不时地来场阵雨，每当下雨了，社员们都盼着他能喊一声“躲雨吧!”可这个石队长，总是假装不知道，还是闷着头干活，要是他的衣服没有湿透，你就别想躲在别人的屋檐下的，只得跟着他湿透了衣衫，然后才能听到他嗡声嗡气地说声：“躲下雨吧!”可这时大伙的衣衫全湿了，于是有的社员就在背后骂他“这要死的石脾气”，要骂管骂，他就假装没听见，你奈何得了?

　　石队长家的孩子多，一共有六个，个个都长得脏兮兮的，他老婆也不大会收拾家当，几间草舍简直没有让人立足之处，一个灶头上堆满着上餐吃过的碗筷，也是孩子太多，生产队又有出工时间，这老婆的手脚又慢，每当出工，这位夫人还蓬着个头，敞开着喂过奶的衣衫呢，所以这个家总是弄得乱纷纷的，可他好像也没在乎什么，反正到家有一口酒喝，一碗饭吃，一到晚上便倒头就睡，管他孩子们大哭小喊的，可能真的是太累了。

　　在一次有个社员在一个池塘中烂麻，是一个“实称佗”，一不小心滑进了深潭中，石队长见他在水中挣扎，一个猛子钻到水中去救他，可万没料到，这个“实称佗”却拚命地抓住他，往他的身上爬，害得他也被落水者按倒在水中，幸亏还有其它的社员，大家出手相救，才让他们两个脱了险。事后石队长没好气地骂这个“实称佗”：“我日你娘的，人家好心来救你，你却往老子的身上爬，差一点和你一起去见阎罗王了!”说得那个“实称佗”尴尬死了，要知道落水的人，抓根稻草也是好的，当时他也糊涂了，只管往别人的身上爬，才不管救他的人是谁呢? 

　　这队长石，石得很清爽，掌管着整个小队的肥料、种子、农药，可他从来不会从集体中占一点的便宜，无论家中的吃口多，工分少，他也不会伸手向小队要一点东西，做人是干干净净，所以小队的人都服他，被他骂几句也不会有人还嘴，因为他过得硬啊! 

　　就这样，在我在生产队的这些年里，他一直做着队长，领导着这个有两百多亩地的生产队，每年除了完成国家下达的棉麻指标任务，还让这么多的人家分到了柴草和粮食，要说过去的干部无论大小，都在为着社员考虑，品德真的很高尚，在没有一点儿额外的经济收益的情况下，担负起这样重的责任，这么多的付出。 

　　相比之下，如今的干部我想真的会汗颜的。

一个生产队的会计，地位仅次于生产队长，假如比作打仗，那队长就是司令，而小队会计就是参谋，老百姓都爱说这样一句话，“文官动动笔、武官打脱力”，就知道笔比枪更厉害，。

　　小队会计的责任就是将每户的工分值统计出来，还有每户人家的口粮进行统计，然后按口粮与工分进行实物分配。按工分分配是多劳多得为原则，按口粮分配是让每家人都有饭吃，当时的比例大约是70%按工分，30%按口粮，这些政策每个家庭都知道，所以要得到多的粮食与实物，只得多出工挣工分，那是生存之本。 

　　当小队会计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还要会打算盘，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计算机，更没有电脑，算账就是用一个算盘一支笔，那些小队会计打算盘的技术是现代人望尘莫及的。 

　　我们生产队的会计，打得一手好算盘，他可用右手拿笔记账，左手将算盘珠拨个山响，每当麦子，稻谷、番薯、萝卜等农作物收获之后，他就坐在小队的办公室将算盘珠拨响，然后将分配的单子贴在墙上。让所有的社员上前去仔细查看对账，这关系到每户人家的切身利益啊!

　　小队里有一杆抬称与一架磅称，比如番薯萝卜等实物，只能在地头分，用的就是抬称，要是能在队部的道地上的麦子与稻谷，就用磅称分。例如柴草这样不值钱的东西，就让几个社员打成堆，然后编好号子，用抽号子的方式，分到各家各户中，生产队的每次分东西之前，会计都要做好号子，将纸折成一个个的小团，然后让每户家庭的户主来抓阄，以决定先后的程序和好坏，这样的方法让人感到公平与心慰，毕竟是自已抽的号子。

　　每当五荒六月，家家户户的米桶差不多都见了底，大家看到黄沌沌的麦芒在阳光下闪出金光来时，都盼望着早点打场，可用它来充饥。终于等到了开镰，打麦场上是尘土飞扬，噼噼啪啪的打麦声，响成一片，地上割麦的，场上打麦的，扬尘的忙成一片，到夕阳西下，一大堆黄沌沌的麦子就堆在了一起，队长与一些有经验的老农估算着这堆麦子的份量，会计就算出每家应得的斤量。

　　分东西大多都在晚上，因为白天都要在地上劳动着。当社员们吃过了晚饭，就挑着竹箩筐来到了队部，这时候场地上点上了一百支光的灯泡，等到每家的户主抓好了阄，几名社员就按照会计算出的斤量分到各户的手中，这几十户的人家，手气好的人，能最先将麦子挑回家中，可早点睡觉休息，而号子抽得最后的人，可能要等上几个时，但大伙都没有怨言，看着这收成，心里乐着呢! 

　　分完了麦子，那一堆堆的麦草，也按着抓阄的顺序插上了号子，让社员挑回家去，有了粮食有了柴草，那些主妇们更高兴，因为麦子不但是人的粮食，也是猪的饲料，这五荒六月就这样被麦芒所剌穿，一年最难熬的日子就过去了。

　　每当分配的时候，会计好像是一个判官，由他的笔决定着各家的命运，一些劳力强的人家，总是得大头，而一些家里没有男劳力，而且吃口重的，由于工分少，分的东西总是少得可怜，但也没有办法，谁让你得的工分这样少呢! 

　　当小队会计没有什么好处，也是出一天工计一天的工分，最大的好处就是别人在大太阳下流汗，他有时可以在队部里算账，不用汗流浃背地在地上，所以有的社员总是怀疑会计他是在磨洋工，这点账怎么要好多天坐在办公室里?明显摆着是偷懒嘛，可又不敢当面去说，只是在背后议论着。

　　虽说大家都在一个生产队，都是邻居们，但也有些难缠的人，他们总是要去队部与会计对账，对他算出来的结果表示怀疑，特别是投到小队的土肥账，有时免不了争吵起来，此时的会计也觉得很怨，自己算得这样的仔细，还得不到别人的认同，到吵得厉害时，他会扔掉账本，气呼呼地来到了地上，说再也不来弄这些事了，可除了他，谁也没有能力来做这个账，所以队长只得做他的工作，有时队长也会狠狠地骂那些难缠的人：“我日你娘的，你说他没分好，那你来分啊!”他知道这些人个个都是“白墨佬”，连加法都不会，怎么去弄账呢!就这样每次与会计的争吵都被队长压了下去，经得多了，社员们也觉得反不了他，再说五、六十户人家，大多数的人都觉得还公平的，你去当“出头檩子”，也不值，于是这会计一直做到分田到户为止，弄了二十多年的账，在他手里不知分过多少的粮食与柴草，一直到分田承包时还是他算的账，就像土改时一般，用皮尺丈量着各家的口粮地，承包地。

　　在分田到户起，小队会计从此也“下了岗”，因为再也不用算账分配了。几十年的小队屋也被拆成了平地，他也成为一个承包户，每天在自己的地上干活，一面算盘也散了架，前几年得了肝癌，经过艰难的医治，花完了所有的积蓄之后，那个肝终于停止了工作，在马年的春天里，成为了一个故人……

当记工员可谓是个苦差使了，脖子上挂一个哨子，一只手拿着闹钟，腋下夹一个账本，他不但每天记好出工的人数，还要扣掉迟到、缺勤社员的工分，他不仅要有一定的公正性，，挨得起别人的怀疑与遗责，更要挨得起骂。虽然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但却是关系到每个社员的切身利益，因为工分意味着劳动的报酬，是一切实物分配与现金分红的依据，在地上流一天的汗，也只有十个工分，要是漏记或搞错了，不就是白干了吗？所以会计与记工员相比，工分是分配的关键，所以一个公正公平的记工员，比会计来得更重要。

他不但是将每天每个男女劳力的工记得清清楚楚，还要负责出工与收工的时间，最难受的是要看准时间吹出工的哨子，每天早上，他一手拎着闹钟，口中吹响哨子催着社员出工，一到傍晚，要记好所有人的工值。幸好当时没有摩托车，汽车，工厂的噪声，要是换到现在，可能要用高音喇叭了。

我们生产队的记工员是个中年人，他个子矮矮的，走路呈外八字形，留着一小撮的山羊胡须，由于整年不刷牙，一副牙齿黄得像马桶板，虽然长得像武大郎，相貌丑陋，但他却有一手好算盘，记性特别好，所有社员的姓名脾性都在他的肚子里。他一是一，二是二，不会怕哪个社员难缠，也不会给老实人吃亏，所以大多社员都相信他，于是他的记工员也就一直做到生产队解散。

生产队有五十多户人家，居住地分得很散，有里把路的距离，当出工哨吹过之后，到达地上的时间有先有后，还有的社员一大早就在自由地上劳作着，为了在自由地上多干点活，总要挨到最后的钟点到生产队的地上，所以怎样能让全体社员准时出工，生产队自有办法，经过社员大会的约定，出工哨子吹过后，在十五钟内必须到达地头，超过十五分钟就扣三厘工分。这个规定好像一个紧箍咒，让一些老油条没有过多的借口说到地上的路远，因为有十五分钟的路途时间，都能在规定之内到达的。为了能在哨子过后的十五分钟到达地头不被扣，有的社员出门了迟了几分钟，就跑着赶在规定之内，一到地上就松口气，有的女社员由于在奶孩子，连衣服也没扣好，就敞着衣襟急呼呼地跑到地头，扣好衣襟。

为了遵守这个规定，记工员真是个裁判员了，你想超出一分钟就要扣三厘的工分，虽然不值几分钱，但被扣的人总感到不舒服，凭什么前脚后脚的事，他没扣而我被扣了？

好多次他被一些厉害的社员骂得个狗血喷头，可他还是用红笔扣掉迟到人的工分，他很有阿Q精神，说你骂我，我又不疼，但你是有罪过的。

那个时代，社员至多是口上的功夫，绝对不敢动手的，要是一动手，那就对不起了，治保会找上你，说不定会被关在大队部给你办个学习班，让你几天出不了工，这个滋味可不好受的啊！

所以难缠的人骂管骂，可大多数的社员都因为他敢担当，没有多少人支持迟到的人，于是闹事的人也没有多少的呼应，骂着骂着也感到无味，只得埋下头去干活了。

生产队的工分明细单，每个月公布在墙上，你出了几天工，得了多少工分，被扣了几次，都是一目了然，也许有记错的，你只要有依据，还可以改正，放到现在叫做公示，过去叫做自己对账。说来也奇怪，他所记的账错的很少，有的想找出理由来，但他总能清楚地回答出你在哪块地上干活的时候迟到了，或你外出去卖菜了，是什么时候到地上的，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后来大家也相信了他的为人，是不会冤枉别人的，因为他比自己还记得清楚。

就这样他天天吹着出工哨，拎着一口钟，记着全体社员的出工率与工分值，生产队解散之后没几年，听说他就患上了胃癌，后来又转移到肺部，早个十多年就离开了人世……

当农业科技成为发展生产保障丰收的重要手段之后，每个大队都要培养一个专职的植保员，他们经过县农业局的培训，竟然懂得了什么叫钾肥、磷肥、氮肥……什么叫有机磷农药，什么叫蚜虫、粉虫，棉玲虫……

所以当一般的社员都说不出所以然的时候，经过培训的老王，却已经用这些书本的知识来叫药名和虫名来指导社员什么时候施什么肥，治什么虫了。

所以大队书记与大队长非常看重他，小队长更是将他当作作物的保护神，让他及时通报病虫发生期，及时安排治虫施肥的时间。

这老王也是个有心人，他不但钻研农技，更是每天都转悠在田间地头，看着稻叶上的虫情，棉花叶上的变化，要说这作物肥料少一些，只不过是收成减低一些，要是让那些害虫泛滥成灾，可能是颗粒无收，所以治虫更比施肥来得更重要。

这虫也像潮水一样有汛期，什么时候发病，什么时候达到最高峰，都有着一定的规律，特别是棉铃结成，络麻发育，水稻分蘖时，病虫害如潮涌来，此时上级的农技部门就会发生病虫警报，而生产队的队长也急着去供销社买回农药，按照植保员的要求紧急喷药杀虫，这段时间男社员们都背上压力喷雾机，将一桶桶的农药喷洒在各种作物上，那时候杀蚰虫大多数用的是有机磷农药，而喷洒棉花的是绝毒的1605、1059的新农药，那种铝制的农药瓶上画着个骷髅头，下方是一个大叉，看着就害怕，而这农药的气味特别的剌鼻。

每当用这样的绝毒农药时，老王就要求喷药的人要穿上长袖衣，长脚裤，还要戴上口罩，顺风喷药，可在棉花结铃时是最热的夏季，许多社员多想赤膊上阵才痛快呢，哪个会穿上长袖衣与长脚裤再戴上口罩，都认为药水打得多了，也没什么害怕的，可谁知1605这个药水不但会进入呼吸道中毒，还会进皮肤中毒。可大家还没尝到它厉害之前，都存在着麻痹大意的思想，将老王的话当作耳边风，还是穿着短衣短裤去喷药了。有一天，气温特别高，也是杀虫最好的时候，在猛烈的阳光下，大伙在棉地上喷着这个“新药水”，没多久，就有一些人感到恶心难耐，想吐又吐不出来，接着一个一个地倒了地，那个中午，大队医疗所中抬进来了二十多个社员，都进入到了昏迷状态，幸亏当时的赤脚医生学过有机磷农药急救的知识，他们用肥皂水给这些病员灌肠，上级也派出来了医务人员对这些中毒都进行解毒，经过紧急处理，没有一个人死亡，真是一个奇迹。从此之后，社员们也慌了，变得规矩了许多，只得按照老王的要求，穿戴了起来。

这些绝毒的农药不但威胁着社员们的身体健康，还破坏着生态环境，在刚喷过药的大田中，要是突然来一场阵雨，这些雨水流到河中，连鱼儿都泛白，大家才知道这农药的威力，当时人们都用河水洗衣煮饭，这可怎么办呢？整个夏秋时季不知要喷多少次的农药，也不知会下多少次的阵雨，在这样的情况下，上级要求农民打水井，以防不测，每户打井的农户政府补贴30元钱。于是那时候是家家户户打上了几公尺深的水泥涵管的取水井，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地表水也是受污染了的，可在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总以为是地下来的水，就不会受到农药的危害了。

这些农药用久了，虫子也有了抗药性了，药越喷越频繁，这虫还是不少，这可难坏了这些植保员，他们也向上级农技部门反映，能否用更好的办法来控制虫害。

在农技人员的研究下，发现虫子的传播主要来虫蛾的产卵，于是他们发明的用灯光诱杀虫蛾的方法，要求各生产队在地上隔百米远装上黑光灯，三面用玻璃，在下方安装盛满水的水缸，这植保员老王可忙坏了，一个一个生产队具体指导怎样安装，怎样拉电线，没有多少天，整个大队的地上，都安装了这种诱虫的黑光灯，一到夜间，那一个个蓝幽的灯光布满了田间，一些虫蛾果真扑向灯光，然后撞在玻璃上，掉在水缸中死亡，这个杀手锏大大减轻了虫害的繁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最要命的棉蛉虫是钻到了棉桃之中，啃食着棉桃中的果实，凡是被啃食过的棉桃，纷纷落地，真是太可恶了，这些浑身长着毛又黑又丑的虫子，一夜之间会啃掉十多颗的棉桃，怎样消灭这些害虫不但让农技部门伤透了脑筋，还让所有的生产队伤透了脑筋。

老王一大早就冒着露水仔细察看着这些棉蛉虫的活动规律，他惊喜的发现，这些可恶的虫子，到天刚亮时，会爬出棉桃外，吸吮棉叶上的露水，到太阳出起的时候又会爬进棉桃中，所以喷农药对它无用，它在棉桃中睡觉呢！他想要是动员全体社员在清晨太阳未出之前，用人工捉虫的方法，就能减轻损失，保障丰收。他的这个建议马上得到了大队领导的同意，大队部立即叫上了所有的小队长，布置这一工作，因为棉花不但是国家的战略作物，更影响到整年的收成及来年的化肥分配指标。

当时这个活动真所谓立竿见影，各小队长回到小队后就定政策，每捉到棉蛉虫十条，记一个工分，但必须在太阳未露之前就要赶到棉花地上。社员们一听，这个工分不算在出工中，是外来收入，当然很高兴，从此天刚蒙蒙亮，男女老少有的穿着尼龙雨衣，有的干脆让露水湿透衣裤，在一片露水的棉花丛中找出这些害虫来。

最开始的几天，眼明手快的妇女，抓到了上百条的棉蛉虫，她们将这些虫子装进小瓶子中，到太阳升起之时，大伙都拿到小队部的道地上，将这些战果倒了出来，然后让记工员清点记分，有了女人一个清晨就赚到了几天的工分，可谓喜笑颜开，随着全体社员的捕捉，这些棉蛉虫终于越来越少，最后一个清晨只能抓到几条了。这真是人民战争的威力无穷啊！这个先进的经验被介绍到当时的各种棉区，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一年的棉花也得到了很好的收成，所以大队支书表扬老王功不可没，是他发现了这个虫子活动的特征。

这个老王后来还发明了用柴油除虫，每亩水稻地中倒上两斤柴油，那些稻叶虫一不小心被风吹到水中，就被油膜贴住，从此再爬不上稻杆上，于是也减少了虫害。

后来农业科技越来越先进，那些绝毒的农药如“敌敌畏”“乐果”“六六粉”“1605”“1059”等都退出了市场，换上了更安全高效无毒的农药，老王的工作也轻松了许多，但他还是每天在田间转着，向各生产队报告病虫情报，让各生产队不失时机地喷洒农药。

在分田到户之后，他也算是彻底的失了业，后来好像也是患上了什么肝癌，还不到六十岁就离了世，据说在临死前非常痛苦，这治了一辈子虫子的人，最终也没逃过病毒的魔掌。

一个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虽然算不上官，但掌握着整个生产队的命脉。责任之重，权力之大，是一般社员们望所莫及的。

假如说“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那么生产队的仓库就是作物的命根子。几百亩土地上所需要的种子，化肥农药，生产工具等，都在队部的仓库中，都是全体社员的共同家当，所以让大家放心的人管住这些家当，你说还有比这个更光荣的事吗？

当时土地上的种子绝对是几千年繁殖流传下来的正统种子，而且每个种子都是自己生产队留的种，经济作物有棉花籽、络麻籽等，粮食种子有早稻种、晚稻种、花生种、油菜种、萝卜种、小麦种、大麦种、蚕豆种、大豆种等等，这些种子关系到来年种植的种子可不能发生一点儿的问题，它们关系到整个生产队几百号人的口粮与收入。

还有众多的花肥农药，大型的生产工具都要进入到仓库中，选一个没有私心，又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来担任仓库保管员是一个生产队很重要的事，因为这些东西不但值钱，而且都是家里可吃可用的东西，一旦让那些目光短浅，自私心较重的人去管，很可能会成为“仓鼠”

所以这样重要的工作，是不能用抓阄的方法来决定人选的，他必须是个正直的人，又是没有私心的人，大家信得过的人，而且还要对所有种子内行的人。

我们生产队就是让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名叫“阿木”的当了仓库员。这阿木家住两间破草房，生有五个孩子，家里可谓是一贫如洗，他整年穿得脏兮兮的，头发与胡子也总是乱纷纷的，一副貌不惊人的样子，可他的腰间却挂着一串钥匙，时不时的亮出铜光来。

阿木的手中掌握着生产队四间大房子钥匙，这大房子的地面是用青石板铺成，放种子的仓库里，还要用垄糠填起，作为防潮之用，这四间房子中，两间是用来存放种子的，还有两间是存放农药化肥的。放种子的盛器，就是一口口的大缸，有半人多高，这么多的品种，他都心中有数，安放得很整齐，平时很少有社员能进到里面，只有地上需要种子时，队长才派出人去领。而化肥农药的仓库中，总有一股剌鼻的气味，所以不能与种子放在一起，免得刺激种子发生不发芽的事故。

阿木平时也与社员一起在地上劳动，但凡有东西要进仓，他就会开好仓库门，将要进仓的东西按类别存放。他不但是他仓管员，而且也是一名修理工，生产队有许多竹箩筐，大晒筐，胶轮拉车，水泵、电线等工具，社员们完工后就放回，他就要拾掇好安放好。特别是那些竹制品，很容易损坏，不是蔑断了，就是绳少了，他就得一件一件地恢复原样，有时要整整修上一天。当别人在太阳下劳作时，他如果在屋檐下修理这些工具时，还时不时地会听到风凉话，说阿木又在磨洋工了，当听到这些风凉话的时候，他也很生气，总会骂一句“我日你娘”的，这些东西不修好，明天怎么用？他还是照样将这些破工具弄好。

江南的气候总是很潮湿，这些宝贵的种子不能让它霉了，得时不时地拿到太阳下晒干才能更好的保存，每当此时，他就会要求队长派上几个人，来帮他一起翻晒。

在存放种子的仓库中，最讨厌的要算老鼠了，这些尖嘴巴的小偷，总会将那些麦子，花生啃得满地都是，他下过药，虽然开始药翻过几只老鼠，可这贼精的东西，以后连碰都不去碰下了药的东西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大缸中加盖，他按照缸的圆型，用水泥浇了缸盖，将一只只盛放种子的缸上盖上了这沉重的水泥盖板，从此老鼠爬进仓库也难咬破这水泥盖板了，只得望洋兴叹了。这可是个好经验，大队长看到这个好办法之后，立即推广到所有的生产队，以减少鼠害。

要说这生产队的仓库还真是个良心活，拿进去的种子好多是没有过称的，拿出来多少也没有什么账，那很值钱的柴油，化肥也是随进随出，你要是想贪真的很容易，但阿木这个人清爽得很，他不会贪一点小便宜的。每当春黄不接的时候，他的家里有时真的揭不开锅了，这么多的孩子都在长身体的时候，要是想弄点粮食，里面有的是稻谷，麦子，要是每天弄个几斤，怎么也看不出来，可他宁愿向亲戚家借点米或弄点油，从来也不会占大伙的一点儿便宜。他经常说，做人要做得清爽，大家这样相信我，我要是占大家的便宜，还是人吗？

这许多年来，他保管的种子从来也没出现问题，被大伙称为了“红管家”。每当大伙将信任的目光瞧着他的时候，他觉得很高兴。

但有时他也会与社员翻脸的，记得有一个社员偷偷地用了小队的胶轮车去拉石块，将车架上的竹垫弄断了，那个社员总以为是件小事，他会去修好的。可谁知他看到弄得这副模样，就叫这个社员去弄好了再来还，那个社员却说：“你用的是小队的时间，修一下不是好了！”阿木却反问道，这车是公家的还是你家的，你不但没经过我的同意，弄破了竟要我来修？”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的争吵了起来，后来吵到队长那里，队长开了口：“你让阿木修也可以，扣掉你一天的工分。”那社员一听要扣一天的工分，只得乖乖地拉到家中修好，然后将车子还给了阿木。阿木这种不通情理的做法还有许多，虽然也会得罪一些人，但更得到了大多数社员的信任，因为他是为公而破了脸啊！

有几次更好笑的是，有几个社员在晒种子时，想在裤腿卷中带点麦子回去，也可以喂几只鸡，阿木肯定猜着了，他会让每个晒种子的人都在下工前放下所有的裤腿，让你一粒种子都带不出去。

他做事公道，人品又好，虽然穷却穷得干干净净。所以有许多人不敢做也不想做的事，队长也让他去完成。每当地上的麦子和稻谷成熟之时，这些地边上的人家总有鸡鸭去地上糟蹋，弄得许多的麦子、谷子还没有成熟就倒了地，虽然队里多次通知各家关好自家的鸡鸭，可有的社员就是想让鸡鸭白吃些集体的东西，反正是大家有份的东西，省得自家喂了。可大多数的社员都在向队长反映，这样下去，收成就会受影响的。

看着这些就要到手的粮食，让这些鸡鸭在糟蹋，大伙都心痛，经过队委的讨论，只得用绝招了，决定用农药拌一些谷子，撒在麦子地的边上，诱杀这些偷吃的鸡鸭。

在决定放毒铒的前一天，小队就会通知大伙，将自家的鸡鸭关关好，要是在公家地上吃上了毒麦子而死了鸡鸭，自已负责。

这样得罪人的工作，当然又落实到阿木头上，他用绝毒农药“乐果”拌好麦子，撒到农户周围的麦田中，一边放，一边叫：“各家关好鸡鸭！放“乐果麦”哉！”由于前一天就通知了，大多数家的鸡鸭就关进了笼子，可总有一些不安分的鸡鸭还是会跑出来，一不小心就吃上了这些毒诱饵，有的发现得及时，主人家赶忙剖开鸡肫，取出毒麦子，还可能会成活，而一些中毒深了的，只有口吐白沫，死作一团了。每当此时，阿木免不了要被那些人痛骂，可理还是在他那里，要是都像你家一样，让鸡鸭这样糟蹋，大伙还有麦收吗？而且队里是先礼后兵，所以这样的活每年都要进行，后来也成了一条俗规，放“药水麦”成为惩罚那些损公肥私的手段，而且得到了全体社员的共识。

就这样阿木做了多年的保管员，直到1981年，一夜之间上面命令将生产队所有的种子、肥料等东西分了，连石板也撬了，小队部的屋拆了分了，看着这么多年来，社员们多年积累的资产突然像被潮冲了一样，看着一片狼籍的生产队部，他不由得心如刀绞，一滴滴老泪流在脸上，他怎么也想不通，辛辛苦苦几十年的集体生产队，怎么一下子就要“倒灶”了呢？而且还是上面命令的，这分田单干，不是又回到了解放前了吗？

听说村子里有个先生要来教书了，这下大家可高兴了，孩子们终于可以念书识字了。可这个村子从来没有过学校，总得弄个地方让先生能住下来，还得有个地方让孩子们念书嘛！

还是书记有办法，就在大队部旁边再搭几间草舍，再弄上几块木板搭成课桌，关于孩子们坐的凳子嘛，让他们自已带就是了，经过几天的准备，学校建好了，大伙就盼望着先生早点到来。

过了不久，大队书记就告诉了大家一个好消息，上级安排给我们村的先生是一个年青人，姓孙，听说还非常地有才能，还听说他是从一个大城市出来的，是完成了土改工作后，上级分配才来我们村当老师的，以后大伙都要叫他孙老师，……

果不出所料，这是个很清秀的男青年，只见他说着上海口音，见到村民还非常地平和，一点都没有架子。

从此孙老师就住在这草房中，准备着孩子们上学的东西了，他去上面要来了一块黑板，课本，还有一只铜摇铃等教学工具，用两根木棒支撑起一块黑板来，用大家拿来的木板搭起了“课桌”，一些村民看着自己的孩子可以念书了，就纷纷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了学校。

这是怎样群的学生啊！最小的还不到6岁，而最大的有十多岁了，他们穿着破旧的衣衫，有的连鞋子都没穿，看着有学生来上学了，孙老师感到很欣慰，他让学生们洗干净脏兮兮的手，分给他们几本课本，开始上课了，那些村民都好奇地聚集在窗口，看老师是怎样教书的。

从此这个村子里有了第一个老师，也是村子里最有文化的人，经过半年多的时间，这些拖着鼻涕的孩子会写字了，而且还会做算术了，真让家长们高兴极了，他们纷纷送来鸡蛋，南瓜等，对孙老师表示感谢。

在孙老师的努力下，上级还给了学校一架风琴，从此学校有了琴声，大伙正好奇了，这位老师怎么都会啊？你看他两只脚踩着，两只手在上面弹着，能弹出这样好听的声音来，孩子们竟会唱歌了。

渐渐地村民们越来越喜欢这位老师了，他不但没有架子，还非常的喜欢孩子们，从来没有打骂他们，总是耐心地教着他们，他不但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吹箫、弹琴，在村民们的眼中，简直是个奇人了。从此他除了教书之外，又多了许多的事情，哪家要办喜事，都要他去写大红喜字。哪家要写封信，都会去找他，他也总是有求必应，从来不会推辞。

可谁知这背后，孙老师是多么的不容易，他一个书生，要自己做饭洗衣，他出生于大城市，走的是柏油路，住的是楼房，可一到这里，一切都没了，特别是下雨天，

这泥路是又湿又滑，简直像桐油地，他从来没有走过这样的路，又不会赤脚走，有时去家访，他就穿着袜子走在这你滑滑的路上，让一些村民当作了笑料。

每当夜深人静时，孙老师会取出他的洞箫，吹出那低沉的声音，让人感到非常的悲凉，他一定在想念着远方的家乡啊！

老叶来我队监督劳动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朦胧的少年，听大人们说他是一个右派分子，属于“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那一类人，还听说他还是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那个时候也只在四十多岁吧，高瘦的个子，留着一脸的腮络胡子，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穿着一件脏兮兮的中山装，一看就与人不同，更为不同的是他的说话口音与我们完全不一样，我们讲的是土话，而他说的是官话，在当时的年代，普通话远远没有普及，就连公社广播也是用当地方言播音的，所以只要他一开口，就有明显的区别，更为特别的是他的上口袋中插着一支钢笔，这除了大队书记之外，哪个人有资格在口袋中插钢笔的？

生产队为他搭起了一个草舍，而且离一般村民较远的堆土上，主要是怕他的右派思想影响到贫下中农。从下放后，老叶是老老实实地参加了小队的劳动，可能他一辈子没参加过农业劳动，起先连拔草都不知道何为麦苗，何为杂草，经常弄错，善良的社员也没多少怪他，只觉他这样一个文化人来“修地球”，真是太亏了。

这老叶也没多少架子，虽然他说的话许多是人家听不懂的，可大家还是饶有兴趣地与他接触，渐渐地也融入了社员之中，他们那丰富的知识，也吸引了一部分的年青人，每到夜晚，他的住处总会聚集一些人，听他讲故事，特别是三国演义，好像这么许多人物都在他肚中一般，正是引人入深，往往到月亮都升上了正空，人们还不肯离去，当时我家离他很近，所以经常去听他讲故事，成为我最初了解中国名著的启蒙老师。

他虽然被打入了右派，但对生活也没失去信心，总是乐呵呵的，一脸的腮络胡子经常毛茸茸的，有时还会抱起我们来用胡子挠我们的脸，在那个农民还没有刷牙习惯的时候，他每天早晨弄得满嘴泡沫的样子，成为社员们的笑料呢！

渐渐地我们知道他的家乡远在西北，老家的父母也是农民，而且在深山中的，他是从小就爱读书，读着读着就考进了在大学，成为他们家乡的骄傲。

他说他们那里地方，有许多的狼，人们走夜路时往往会遇到狼的偷袭，所以当地的人走夜路会带着一柄镶着一个铜烟锅的大烟杆，一方面可以火星吓野兽，更重要的作用是那个沉重的铜烟锅，紧要关头可当作武器的。他说那些狼非常狡猾和凶狠，在偷袭你的时候，它们往往会一下子用爪子扑到你的肩上，要是没有经验的人，肯定会回过头去看是什么人搭在肩上，这下狼就会咬断你的咽喉，所以当夜间有东西搭上肩时，千万不能回头，一下子就用手中的烟锅狠狠地砸向狼头，这样狼就必死无疑。他还会讲深山中有许多的幽火，会跟着人走，有时被他说得连回家都慌兮兮的。

其实他原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妻子也是大学的老师，他是因为讲了些真话，说了农民粮食不够吃，当农民真的很苦，还说政府征收农民的公粮太过分了，才被当作右派言论，下放到农村来的……

在我们的生产队中，他不但没有受人监督，还当作客人一般地敬重他，因为他从来与乡村们从来都是和和气气的，要是有人要写信给部队的儿子，他会帮忙，那手字真的很漂亮，更有那些天文地理更是知识渊博，他会用一根杉树枝条做一个仪器，用一块木板将这根枝条的底部扣在木板上，在下面画好刻度，睛天这个杉木枝梢条会向右翘，而一到阴雨天，这个枝梢会向左拐，要是拐的程度越大，就能知道这阴雨天时间会越长，这样一个简单的气象仪器，能正确地预报天气，真让我们觉得很惊奇，他到底用的是什么原理呢？于是许多社员要出门，都会问：“老叶，明天的天怎么样啊？”他总会告诉他们，而且往往十不离九地准确。

到了年底，他还是在这间草舍里孤独呆着，一些热心的邻居都要他去家过年，他都是一一谢绝，还是躲在草舍中，看着一本本谁也不懂的厚书，记着密密码码的字，有一年春节，他的妻子带着孩子来到了他的住舍，可老叶好像对他们很冷淡的样子，听说老叶是为了不连累妻子和孩子的前途，在下放之前就与妻子离了婚，让她另嫁他人，可他的妻子是死活也不肯离婚，于是老叶就不再理她，故意这样冷落她。在外人看来，老叶好像与她们没有了关系一样。可我们看到老叶的妻子离开时，他泪流满面，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是情绪低落。

我们小队的人，特别是一些妇女，都觉得他很可怜，这样一个男人，孤独地在农村中，没有人为他做饭洗衣，样样都得自己做，可他却将一个破草房收拾得很清爽，最喜欢的食物是大蒜和大饼，他说这个东西简单而方便，又好吃，于是他的嘴里是一股的大蒜味，我们都觉得很异样，特别是他又不大喜欢点火做饭，所以往往是做一餐吃上一天的。

当我读高小的时候，听说老叶被上级叫走了，他走的时候将所有的家什都分给了邻居们，说是作个留念，他说自己以后再也用不着了，我们很担心他的去向，过了好一段时间，他给小队会计写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国家让他去搞一个什么研究，以后不能与任何人通讯联络了，他在信上感谢这里的乡亲们善良与热情，没有将他当作坏人看待，让他度过了几年美好的生活。

后来才听说他原来是一个物理学家呢！被国防科研单位特招去了，而且马上摘去了右派帽子，去西北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搞军事科研去了，有人说他还穿上了军装的。

再后来，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似的，一点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七十年代初，上级分配到生产大队有二十多名知青，当时他们是响应的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公社开会时强调：这批知识青年是按照的指示来农村锻炼的，，贫下中农要欢迎他们，各生产大队要安排好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上级还分配下来了砖瓦与木材，要尽快建好集体的知青屋。

你说当时老百姓都住着灰褐色的破草舍，而他们还未到之前，就要为他们建好砖瓦房，可想而知，这些城里来的知青待遇就是比当地的社员要好许多了。

大队用最快的速度，建好了十多间的平房，这房子不但清爽，还有玻璃窗户，还浇上了水泥地皮。这一排白墙青瓦的砖房，成为我们这里最亮眼的建筑了。

没过多久，这批来自城市的知青就来了，大队部派出了拖拉机，还敲锣打鼓地从车站迎接他们的到来。

这二十多个知青，大多还是嘴上无毛的学生，他们青春亮丽，一个个都很精神，支部书记上前与他们一个个握手，代表全体贫下中农欢迎他们的到来，然后让他们住进各自的宿舍，女知青住东，男知青住西边。

大队经过与小队长的协商，将这些知青分配到了各生产队参加劳动，开头几天，老支书还带他们到了地头，向他们介绍棉花、络麻等农作物，他们都很用心地围在老支书身旁，虑心地请教着农事，喜得前来采访的记者不停地按着快门，很快就将知青与农民亲密无间的照片登上了报纸，名为《下乡知青的第一课》。

可没多久，一部分知青的热情就被汗水所淹没，这里没有繁华，只有庄稼，没有澡堂，只有一条河。没有自来水，只有泥土味的河水，那些崇高的理想与现实是如此的遥远。那一天到晚晒在大太阳下，汗流浃背，只不过赚了几个工分，要用零钱没有，要想看场电影更是奢望，特别是繁重的体力劳动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一到晚上，这些知青就聚在一起叹苦，谁的皮肤晒脱了皮，谁的裤子被棉花杆磨破了，那个人手起了泡，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农活是如此的艰辛，而且一天的时间是如此地漫长。

为了防止脸被太阳晒黑，聪明的知青将草帽上的扣带扯掉，让整个草帽像汤锅般盖住了头与脸，为了不让身体晒黑，他们种田时穿着长裤与长袖衣，任它泥水与汗水湿透衣衫，这样的打扮与当地的农民绝然相反，一些老农民就讽刺他们为“日本佬戴钢盔”，这样“拖脚抹地”的怎样种田？可说管说，也奈何不了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是上面分配下来的，不但可以拿到实足的工分，还有一定的补贴呢！那待遇不知比村民好多少？

渐渐地这些知青融入到村民之中，年轻人更容易融合，一些小伙姑娘也会去知青屋作客了，他们一起唱歌，一起玩游戏，毕竟是城里的年轻人学的东西多，有的会吹口琴，有的会拉二胡，有的还会跳舞，比乡下的年轻人懂的更多。

有道是看人学样，知青们扯掉帽扣反戴草帽可以防止晒黑的先进经验，也引起了当地年轻人的喜欢，他们有的也效仿他们扯掉了帽扣，将整个脸藏到了草帽中，也穿着长裤长袖衣种田联，严厉的父母会训斥，可也没有多少的办法，而当地的社员就叫这批人为“假洋鬼子”，也想充当知青。

这农村中少了许多的城市乐趣，可也有许多城市里没有的东西，你看那番薯，花生、甘蔗、还有满地跑的鸡鸭。这些东西是多么的新鲜，而且随手可得。于是知青中有的人就想尝鲜了，反正夜间没有多少的事可做，就去摸些土货来，他们有的去挖几串番薯，点燃柴烤着吃，这番薯真的又香又甜。有的去挖点花生来，在锅中煮着吃，再喝上几口烧酒，其乐无穷，他们终于在这穷乡僻壤找到了乐趣，而且越演越烈，他们会用细铁丝切断农民用泥扶起了黄芽韭菜，用来炒年糕，有时还会去摸只鸡来解解馋。

于是在生产队的地上，多了被挖的洞，有的农民自由地上被偷了东西，更有的人家丢了生蛋的老母鸡，大家都在猜测，这是谁干的？

终于有一天，一位大娘家的鸡丢了后，四处寻找，却在知青屋的边上找到了她家芦花鸡的毛，这毛太熟悉了，这让她非常的伤心，要知道这只芦花鸡每天都会生蛋，可是她的宝贝啊！她就拿着鸡毛告状到了大队部，治保主任就去实地调查，果真如此，他就叫来这些知青，问是谁干的？这二十多个知青好反感，齐口同声说没这回事，一定是黄鼠狼干的。当老支书知道了这回事之后，他感到事情可能要闹大，也赶到了现场，一方面安抚着大娘，一方面又对治保主任说，知青们可能不会干这样的事的，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只不过一只鸡嘛！·那位大娘也无话可说了，要知道面对的是二十多位年轻人，而且个个都是伶牙俐齿的，谁辩得清楚？可社员们心里也清楚，肯定是这批小子，可他们远离父母，在这里又没有多少好吃的，摸些土货也就算了，最好是不要搞到自己的头上。

这批知青有的没过一年，城里父母有路子的，就招回了工厂，有的去当兵，有的重去读书，只有那十多个普通人家的孩子，没路子，只得还在农村修地球。

有一位叫小伟的知青家里生活条件很不好，可他干活勤奋，人也聪明，他在生产队劳动时，结识了本队的“小芳”，那小芳真是有一根大辫子，圆圆的脸，一张脸也长得白净，大家都说她像城里人。渐渐地双方都有了好感，小芳总时不时地送点土货去让小伟尝鲜，这小伟回城之后，也会带些糖果与护肤品这样的东西送给小芳。日久见情，勤快的小芳总会去帮小伟洗衣服，有时还会做他喜欢吃的菜。这苗头让小芳的娘看出来了，当母亲的警告女儿：你不要与小伟走得太近了，他是城里人，到时他不会老是在农村的，你要清楚些。

可在热恋中的年轻人，哪里听得进这些话，这小芳是铁了心要跟着小伟了，再加上小芳又是家里的宠女，父母从小都不敢动她一根手指的，还有小伟是那样的体贴，信誓旦旦地说一生只有她一个最爱的女人了。

终于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在看露天电影后，小芳以身相许，到第二年的麦收时季，小芳心的母亲发现女儿的腰身变圆了，感到要出大事了，就带着小芳去作妇检，结果是小芳怀孕已经六甲，她是用长长的绑带死死地缚着肚子，一直瞒着娘的眼睛。

事到如今，纸已经包不住火了，公社妇联，大队妇女主任都要求小芳将孩子做掉，这未婚先孕是违法的，公社干部也将小伟叫了去，调查情况，小伟是满口承认。公社知青办告诫他说：“你要是与小芳有了孩子，那你只有一辈子呆在农村，以后回城当工人的希望是一点也没有了，要是你与小芳打掉孩子，断绝关系，今后可能还有点希望。

这小伟的父母得知儿子在农村闯了祸，也与单位的领导一起来到了公社，要求小伟劝小芳去打掉孩子，关于今后的事以后再说。

小伟与小芳在多重压力下，只得同意去打掉孩子，可到了医院，妇科主任说：“你们要强行打下六甲以上的孩子，生命危险你们哪个负责，这不是在开玩笑吗？假如你们一定要动手术，请你们在场的领导，家属签字。”所有人都面面相觑，这关系到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谁有这个胆量？

“知青与农村女孩发生关系有了孩子”而且上级不允许他们有这样一个孩子的消息不径而传，远在舟山当的一对夫妻多年未育，好想领养一个孩子，得到此消息后，真是喜出望外。于是通过部队的领导与熟人，赶到了小芳家中，要求领养这个孩子，所有的生育费营养费都由他们承担，而且还要将小芳接到部队医院待产，无论是男是女都要将他当作亲生一样培养，条件是今后不许认亲。

在当时政策的压力下，小伟与小芳根本无权处理这个孩子，在万般无奈之下，双方的父母都认为这是一个唯一的出路了，再说以后这个孩子也会得到很好的培养，于是也就同意了这个事。

两个月之后，小芳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可惜的是她未给孩子喂上一口奶就让抱走了，她流着泪回到了家里。后来听说那为了让孩子彻底脱离瓜葛，经部队同意，秘密调动了工作。从此天各一方，音信全无。

随着1978年的知青大返城，这知青屋是人去楼空，小伟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他回城后当了一名邮递员，由于勤奋踏实，一步步地做到了科长，坐上了办公室，他没有忘记自己许下的诺言，顶住了多方的压力，还是与小芳结了婚，将小芳接到了城里，后又生了一个姑娘，培养成人。

早几年，女儿也成了家，他们当上了外公外婆，可他们的心里有一个永远的痛，亲生的儿子如今不知在哪里？他也该当爸爸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