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豔情遊仙詩產生的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源於神仙觀念;二是來自道教有關性的養生術;三是仙話傳說的影響。
遊仙詩中所寫仙女與凡夫之戀,表現了豔情的雅化;
中唐遊仙詩則將豔情詩仙化,道士和女冠之間的戀情被視為仙人之戀。
李商隱的愛情遊仙詩內容深情綿邀,表達婉轉曲折,成為這類詩歌的極品。
作為我國古典詩歌的一大品類，遊仙詩的內容一向只被認為由“坎壈詠懷”和詠“列仙之趣”兩種構成（鐘嶸《詩品》）。事實上，這兩種分類法並不能包容遊仙詩的全部內容，例如遊仙詩中大量涉及豔情的作品，就不屬於上述兩類中的任何一類。還應指出的是，建國以來的遊仙詩研究一向都只重視具有社會意義的“坎壈詠懷”之作，而輕視其詠“列仙之趣”，至於遊仙詩中涉及豔情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
遊仙詩之所以被用作豔情的一種載體，原因很多，主要的有三個方面。
首先是源於神仙觀念。在先民看來，神仙不但是人類超越自身生命、生理、生活局限的理想的化身，還是美的化身（見拙作《論仙與遊仙詩》，《西北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西王母形象的仙化過程很能說明這一點。《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同書《西次三經》：“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發戴勝，是司天之後及五殘。”這是西王母由野人變為厲神的過程，形象都是人與獸的揉合體，都給人以獰惡的感受。到了仙話《漢武內傳》，西王母變成了豔裝少婦：“著黃金褡屬，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飛靈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雲橘鳳文之舃，視之可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仙女即美女的同義語，仙女的別稱“玉女”即因“謂其美如玉也”而得名（李白《飛龍引二首》其二）。因此，仙女之美成為遊仙詩的常見內容。李白《上元夫人》：“上元夫人誰？偏得王母嬌。嵯峨三角髻，餘髮散垂腰。裘披青毛錦，身著赤霜袍。手提嬴女兒，閑與鳳吹簫。眉語兩自笑，忽然隨風飄。”這是寫仙女飄逸脫俗之美；李賀的《蘭香神女廟》：“吹簫飲酒醉，結緩金絲裙。走天呵白鹿，游水鞭錦鱗。密髮虛鬟飛，膩頰凝花勻。團鬢分珠巢，濃眉籠小唇。弄蝶和輕妍，風光怯腰身。深幃金鴨冷，奩鏡幽鳳塵。踏霧乘風歸，撼玉山上聞。”這是寫仙女雍容華貴之美。誠所謂“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在男權社會，擁有“仙眷”成為男士一個心照不宣的願望。於是便有了楚襄王的高唐夢，有了曹植在《洛神賦》中發出的“人神道殊”之恨。李白《飛龍引二首》其一：“宮中彩女顏如花，飄然揮手淩紫霞……遨遊青天中，其樂不可言”，其二：“騎龍攀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屯雲河車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紫皇乃賜所搗之藥方”，更是和盤托出了求仙即求美的士人心態。由是觀之，對紅顏永駐的仙女的共通傾慕，是全由男性組成的遊仙詩作者群借仙述豔的一大內驅力。
其次是來自道教。道教以修煉成仙為終極目的，被唐人稱為“仙教”（孟郊《求仙曲》）。道教義理基本上圍繞著如何成仙這個中心展開。在道教家開列出的諸多升仙法門中，有關性的養生術——房中術是和金丹大藥、行氣並列的三大方術之一（葛洪:《抱樸子·內篇·釋滯》）。這樣，求仙與豔情在理論和實踐上就產生了天然的聯繫。試以中唐為例。《國史補》載：“長安風俗，自貞元……或侈於服食。”《舊唐書·元載傳》載：“以（元）載籍沒鐘乳五百分賜中書門下禦史臺五品已上、尚書四品已上。”服食何以成為一時風尚，《談苑》以牛僧孺為例披露了個中隱秘：“牛僧孺自誇服金石千金，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頗多。樂天戲贈詩云：`鐘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可知服食不為成仙為縱欲。房中術繼六朝之後又在中唐這一特定時期盛行。元和中興，時風稍有振作。長慶以後，斯風復熾。如極力否定神仙之說的韓愈就一面戒人服食（韓愈《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一面又自餌硫磺（白居易《思舊詩》）。中唐士人（尤其是赴京應舉的士人）以狎妓、戀女冠為風流雅事，其時豔情仙化詩的大量湧現，都與這種時風直接相關。
再次，仙話傳說的影響是促使遊仙詩寫豔情的重要因緣。例如劉阮入天臺遇仙故事就被曹唐推演為《劉晨阮肇遊天臺》、《劉阮洞中遇仙子》、《仙子送劉阮出洞》、《仙子洞中有懷劉阮》和《劉阮再到天臺不復見仙子》等五首遊仙詩，其《玉女杜蘭香下嫁張碩》和《張碩重寄杜蘭香》也本諸仙話《杜蘭香別傳》。
遊仙詩寫仙女與凡夫之戀者當以王翰《賦得明星玉女壇送廉察尉華陰》為代表：
洪河之南曰秦嶺，發地削成五千仞。三峰離地皆倚天，唯獨中峰特修峻。上有明星玉女祠，祠壇高眇路逶迤。蛾眉嬋娟又宜笑，一見樵人下靈廟。仙車欲駕五雲飛，香扇斜開九華照。含情遲佇惜韶年，願侍君邊復中旋。江妃玉佩留為念，嬴女銀簫空自憐。仙俗殊途兩情遽，感君無盡辭君去。遙見明星是妾家，風飄雪散不知處。
詩一開始就用層層烘托的手法極寫明星玉女祠的高渺：五千初的秦嶺，其上是倚天的三峰，其中又以中峰最為修峻（按：華山有東西南北中五峰，最高峰是南峰而非中峰。詩人故意虛構，目的在於極言玉女祠高與天接），仙祠就在中峰之巔。這就給人以仙女下凡，舉步即達，必有其事的感覺。詩寫仙女，一寫其美豔：“蛾眉蟬娟又宜笑”正面寫其美；五色雲飛、香扇半遮是側面烘托其美。二寫其多情：“一見樵人下靈廟”寫其勇於追求愛情，“含情遲佇”寫其嬌羞。因為仙俗殊途，竟能兩情歡洽，足慰平生，見出仙女的喜出望外；也因為仙俗殊途，所以空有“願侍君邊”之願、“感君無盡”又不得不“辭君去”，寫出仙女與樵夫生別的無奈和痛苦。明知別後樵人不可能到“妾家”卻情不自禁地說“遙望明星是妾家”，好讓樵人日後遙望以慰相思，用心良苦。這首詩不但刻畫了一位栩栩如生的美麗多情的仙女形象，還抒寫了一個哀豔動人的仙凡愛情故事，這在遊仙詩史上都具有開創意義。詩為送廉察赴華陰作縣尉而作，卻不寫送別之情或盼歸之意，而是借此為由，敘述了一個美麗動人、發生在華陰境內的仙凡戀愛故事。這確乎是一件別致的禮物。無疑，廉察持此詩赴任，那種對富有傳奇色彩的目的地的嚮往會沖淡他辭帝都、別友人的惆悵。
正面寫仙人之戀的當以曹唐為代表。他的小遊仙詩把想像中的仙人愛情寫得最為全面和感人。如其三十三：“玉童私地誇書劄，偷寫雲謠暗贈人。”這是少男的初戀；其九十八：“攀花笑入春風裏，偷折紅桃寄阮郎。”這是少女的初戀。“私、偷、暗”正是初戀階段典型的行為特徵一。其七：“黃龍掉尾引郎去，使妾月明何處尋？”這是戀人惆悵的別離。其六十二寫一個癡情女子薄情郎的故事：“聞君新領八霞司，此別相逢是幾時？妾有一觥雲母酒，請君終宴莫推辭。”郎君即將遠別高就，這麼大的事情竟然不讓她知道！她得到消息後趕來餞行，他還想推脫搪塞，於是才有仙女的末句之請。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豈不可歎！其四十八：“雲鶴冥冥去不分，落花流水恨空存。不知玉女無期信，道與留門卻閉門。”此詩亦寫“落花流水”之“恨”，但卻是個癡情男子負心女的故事。原得到玉女虛門以待許諾的他滿懷希望踐約，誰知道竟是重門深鎖！她之違約，是無情的戲弄還是怕招非議而臨時改變初衷？這些想像中的仙國戀人的生活，被寫得情深意濃，很有樂府民歌風味。
曹唐有意識地運用現實生活經驗來描繪天國，使虛幻的彼岸具有強烈的立體感。如其八十八：“青苑紅堂壓瑞雲，月明閑宴九陽君。不知昨夜誰先醉，書破明霞八幅裙。”醉後狂書，顯然是凡間文人雅集生活的仙化。在寫想像中的天國情侶生活時，也是如此，如其四十二：“海樹靈風吹彩煙，丹陵朝客欲升天。無央公子停鶯髻，笑泥金妃索玉鞭。”所寫的情狀與同時人李商隱《為有》“為有銀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無端嫁得金龜婿，辜負香衾事早朝”極為近似。，李商隱從凡間貴姬角度著眼，曹唐從仙界公子角度著眼落墨；前者女主人公的不滿只藏在心裏，後者女主人公的不滿則見諸行動（藏玉鞭）。薛雪在《一瓢詩話》中說曹唐與李商隱的詩是“一樣靈心，兩般妙筆”，此即一例。而曹唐筆下的仙郎向金妃“泥”索玉鞭，又使人想起元稹《遣悲懷》“泥他沽酒拔金釵”的親怩情狀。
將豔情仙化是中唐遊仙詩的一大特徵。豔情的仙化不始於中唐。僅就初唐而言，武后時進士張文成就曾以其狎妓生活為素材創作了傳奇《遊仙窟》，敘其奉使河源，途經神仙窟，受到女主人十娘五嫂的柔情款待，宿一宵而去的風流豔遇；但只有到了中唐，豔情的仙化才成為遊仙詩的一種普遍現象。這一時期，男女道士之戀、士人與女冠之戀、士人與之戀、俗世中的男女之戀甚至帝妃之戀都被置於仙境來表現。這種詩壇奇觀的形成與當時“尚蕩”的時風直接相關（見拙作《中唐遊仙詩的社會學闡釋》,《東方叢刊》1996年第1輯）。
且看狎妓仙化的情況。“學道西山，自托群真之一”的施肩吾（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是中唐大力創作遊仙詩的詩人，其作有不少是自敘其風流韻事的，如《及第後夜訪月仙子》：“自喜尋幽夜，新當及第年。還將天上桂，來訪月中仙。”金榜題名，豔窟銷魂，詩的內容當然是庸俗無聊的。但從秋闈折桂而聯想到此行是月中訪仙，這就很自然地將狎妓雅化了。將比為仙女，將狎客比為遇仙的劉晨、阮肇是中晚唐人的習慣。《北里志》記鄭休範贈天仙哥詩：“嚴吹如何下太清，玉肌無奈六侏輕”；崔知之贈福娘詩：“怪得清風送異香，聘婷仙子曳霓裳。”並是其例。
元稹有《會真詩三十韻》。在道教語彙中，“真”與“仙”同義，會真即遇仙或遊仙之謂。元稹在所著傳奇的《鶯鶯傳》中說張生有《會真詩》一首贈鶯鶯，至於本詩，則是繼和張生的，其實是虛幌一槍。據考證，傳中張生即元稹。（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讀<鶯鶯傳>》;孫望《蝸史雜稿·鶯鶯傳事蹟考》）所贈《會真詩》即此三十韻。這詩寫張生與鶯鶯的幽會，夾雜著不少色情的內容，格調實在不敢恭維。除了“言自瑤華浦，將朝碧帝宮”寫前往鶯鶯居所，“回步玉塵蒙”寫鶯鶯步態，“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寫別後思念尚有些“會真”的意味外，其餘全用寫實手法。其後元稹又有《夢遊春三十韻》記其事，也用遊仙筆墨。夢境與仙境本來就難辨彼此，故詩有“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離”、“近作遊仙詩，亦知勞肺腑”等語。詩末所述的“一夢何足云，良時事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荦玉佩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把自己比作攀附在韋門這棵“高松”上的“女蘿”，倒是老實地供認了作者對鶯鶯始亂終棄的真實原因。同時也表明其會真、夢仙云云都不過是詩人不負責任的豔情的雅化罷了。
白居易《長恨歌》的後半部分把李楊的愛情置諸仙境來表現。詩以真摯的感情、高雅的格調、優美的意境，替充滿脂粉味的庸俗的中唐豔情仙化詩作了自贖。因此詩已盡人皆知，故本文存而不論。
道教既以修仙為宗旨，道門中人——道士和女冠被視為仙人仙女成為順理成章的思維定勢，他們之間產生的戀情很自然地被目為仙人之戀。初唐“四傑”之一駱賓王的《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即一例：“別有仙居對三市，金闕銀宮相向起。臺前鏡影對仙娥，樓上簫聲隨鳳史。”是寫王李初時“相憐相念倍相親，一生一代一雙人”的和美情感生活；“三鳥聯翩報消息，盡言真侶出遨遊”，“不能京兆畫蛾眉，翻向成都騁騶引”，“竹仗成龍去不難，龍飙去去無消息”，寫李榮京遊樂不思蜀和王靈妃的怨怼。駱賓王仙化王李這對道門情侶的悲歡離合，體現出了詩人“幫癡心女子打負心漢”的“俠骨”（聞一多《宮體詩的自贖》）。
追求女冠是中唐士人的一種時髦，如李群玉《龍安寺佳人阿最歌八首》其五：“不是求心印，都緣愛綠珠。何須同泰寺，然後始為奴。”就表示為了獲得阿最這位龍安寺佳人的愛，不惜捨身為奴。基於同樣的理由，士人與女冠之戀很自然成為遊仙詩的題材，士人更容易理直氣壯地把自己比為劉阮或蕭史，如施肩吾《贈女道士鄭玉華二首》，其一云：“世間風景那堪戀，長笑劉郎漫憶家”；《清夜憶仙宮子》：“夜靜門深紫洞煙，孤行獨坐憶神仙。三清宮裏月如晝，十二樓中何處眠？”這是施憶女冠；《贈仙子》：“鳳管鶴聲來未足，懶眠秋月憶蕭郎”，這是女冠憶施。同理，元鎮的《劉阮妻二首》其一：“仙洞千年一度閑，等閒偷入又偷回”和馬戴的《題女道士居》“共知仙女麗，莫是阮郎妻”也並非只是敷衍劉阮天臺遇仙故事而已。
表現與女冠真摯愛情的有晚唐李商隱。
李商隱早年曾有求仙學道經歷，他在學仙玉陽時與女冠戀愛並形之於詩，並非捕風捉影之談。其《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有云：“早忝諸孫末，俱從小隱招。心懸紫雲閣，夢斷赤城標。素女悲清瑟，秦娥弄玉簫。山連玄圃近，水接絳河遙。”詩人把學仙的玉陽寫成與玄圃絳河相鄰的仙境，詩中的秦娥即弄玉，代指女冠。韓愈《誰氏子》說：“非癡非狂誰氏子，去入王屋稱道士……所慕靈妃媲蕭史。”從韓詩可知，玉陽山不僅是求仙的勝地，還是求愛的勝地。韓愈所說的“靈妃”即李商隱所說的“秦娥”，亦即《水天閒話舊事》中詩人“曾逢”的“月姊”，代指女冠。馮浩注云：“詩敘隱居學仙，而所引多女仙，凡集中敘學仙事皆可參悟。”所見極是。李商隱《玉山》詩有云：“玉山高與閬風齊，玉水清流不貯泥。何處更求回日馭，此中兼有上天梯……聞道神仙有才子，赤簫吹罷好相攜。”玉山即玉陽山的省稱，玉水即玉陽山中那條詩人極其珍愛並以之為自己名號的玉溪。這兩句表明所寫即其學仙的玉陽山。末兩句由上天梯和仙人馭以升天的龍鳳想到要與所愛——秦娥相攜仙去的幻想。從《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可知，李商隱所戀的是華陽觀的宋氏女冠。《中元作》是李商隱借遊仙寫詩人與宋真人初戀情景的作品：
絳節飄搖空國來，中元朝拜上清迴。羊權雖得金條脫，溫嬌終虛玉鏡臺。曾省驚眠聞雨過，不知迷路為花開。有娀未抵瀛洲遠，青雀何如鴆鳥媒。
詩的前半部分寫詩人與那人在中元法會相遇，後半部分寫歸後相思。中元節是道教的重大節日，也是男女遊冶的節日。與李商隱同時的李郢《中元夜》記此節日的盛況云：“江南水寺中元夜，金粟欄邊見月娥。紅燭影回仙態近，翠鬟光動看人多。香飄彩殿凝香麝，露澆朝衣雜綺羅。”此可為“空國來”句之注。在“月娥”、“翠鬟”、“綺羅”遍地的絳節，商隱與那人互贈了信物，詩人自比為仙女萼綠華贈予金條脫的羊權和贈玉鏡臺給所愛的溫嶠。“雖得”、“終虛”兩詞表明雖兩情通好，終究不能締結姻盟。“曾省”句暗用巫山神女故事。在這樣的節日裏，女冠被目為神(仙)女是很自然的。詩人與所愛相遇有如楚王夢中會神女。聞雨而夢回，故云“驚眠聞雨過”。“不知”句暗用劉阮天臺桃花山遇仙故事，“花開而偏磋迷路”（馮浩語），是愛河有礁之歎。詩由兩相愛慕卻不能成婚，自然地歸結到尾聯空有青鳥傳書而無良媒作合。可知詩人與那女冠的感情是真摯的。
《一片》是詩人熱戀中渴望與伊人相會之作：
一片非煙隔九枝，蓬巒仙杖儼雲旗。天泉水暖龍吟細，露畹春多鳳舞遲。榆荚散來星斗轉，桂花尋去月輪移。人間桑海朝朝變，莫遣佳期更後期。
詩的前四句寫仙境，飛煙嫋嫋，雲旗齊整，天泉暖水融融，露畹春色無邊。但鬥轉月移，時光如馳，並不為人駐少時，自然過渡到希求及時相會的主旨。李商隱與女冠那場秘密的戀情終於東窗事發，受到革出道門的處分，其《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淪謫千年別帝宸”道出了這一點。詩人對被逐出玉陽一事感到痛心不已，在詩中多次把自己下山入世說成學仙犯過被謫人寰：《戊辰會靜中出貽同志二十韻》說“中迷鬼道樂，沈為下土民”；《同學彭道士參寥》說“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出於同病相憐的心理，詩人對傳說中“上清淪謫得歸遲”的聖女大有天涯相識的親切感（李商隱《重過聖女祠》），在聖女祠前感慨叢生，連賦三章，其中的《重過聖女祠》是用遊仙體，有借聖女以寓身世的意味。至於詩人的戀人，則可能受到類似軟禁的處分，其《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詩云：“偷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城中鎖彩蟾。應共三英同夜賞，玉樓仍是水精簾。”次句的“鎖”字透露了其中的消息。“偷桃”用東方朔典，指戀愛；“竊藥”用後羿妻嫦娥典，指學仙；“事難兼”則必為玉陽事發後產生的慨歎。“彩蟾”即《水天閒話舊事》中“月姊曾逢下彩蟾”之所指，微異者是一以月中仙女比情人，一以月中仙物比情人而已。這就再次證明，曾在“竊藥”的同時與詩人有“偷桃”之舉者是題中“宋華陽姊妹”中的一人，此人亦即《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中的宋真人。准此，商隱的名篇《嫦娥》就不視為泛言“從人間的相思別離之情，設想到天上神仙孤獨淒涼之感”（朱東潤主編《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本篇“解題”）。此詩中的嫦娥亦即“竊藥”人正是那位“下彩蟾”與詩人相愛的“月姊”。次句寫她徹夜難眠，末句寫她夜夜無眠。她的孤獨寂寞是咎由自取，此時應“悔”了吧？這種“悔”實是宋真人對自己行事不秘以致暴露的自責。詩人對她此時心情的懸想，表明了他對給所愛帶來不幸的痛悔交加的心情。本詩為她孤獨而悲傷，《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為她有伴賞月（應共三英同夜賞）而欣慰，都源於對她的強烈的愛。
詩人離開玉陽以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遇上了久無音訊的戀人。《曼倩詞》當是記其事之作：“十八年來墮世間，瑤池歸夢碧桃閑。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覷阿環。”陳貽焮先生認為是寫詩人與女冠一見傾心的情事（參見陳貽焮《李商隱戀愛事蹟考辨》,載《文史》1979年第6期），竊以為未然。詩人的“瑤池歸夢”是在被逐出玉陽後才做的。按東方朔本為歲星，墮世間十八年事見《東方朔別傳》，此為用本事，似不應解為詩人十八歲後學仙。東方朔數偷王母蟠桃事見《博物志》，阿環乃上元夫人的侍女，是東方朔墮世前的舊識——此代指詩人在玉陽的舊識，“又窺”是寫其偶然重逢。
李商隱與宋真人之戀，先是道門中熱烈的“仙人之戀”，後遭干預以悲劇結局，演變成絕望的“仙凡之思”，其《聖女祠》詩云：“杳藹逢仙跡，蒼茫滯客途。何年歸碧落，此路向皇都。消息期青雀，逢迎異紫姑。腸迴楚國夢，心斷漢宮巫。從騎裁寒竹，行車蔭白榆。星娥一去後，月姊更來無。寡鵠迷蒼壑，羈凰怨翠梧。惟應碧桃下，方朔是狂夫。”詩人的“月姊”自從“歸碧落”後，音訊久絕，自己如“寡鵠”、“羈凰”，迷於蒼壑，滯於客途。當年“赤簫吹罷好相攜”的願望成了空想。詩末自責瘋狂愛上她種下了苦果。他自己當時放縱感情，缺乏理智，簡直是狂夫一個！全詩充滿了天上人間、仙凡隔路（她仍在道門，而他已人世）、相會無期的絕望。
李商隱用遊仙詩紀錄了一生一遇的愛情。玉陽之戀因其秘密性和註定的悲劇性，詩人熾熱的感情不能不抒又不能明言，因而詩情顯得熱烈而深婉。期望與失望、留戀與痛苦、執著與仿徨紛然交織在一起，動人心魂，耐人尋味。
的確，李商隱所愛之美、情愛之濃、結局之幻，都唯有一“仙”字方可當之。如上所述，借遊仙寫愛情不自商隱始，但在此前，其他詩人所寫的或是他人之愛，如駱賓王是代女道士王靈妃贈道士李榮，白居易寫李楊之戀；或是不負責任的愛，如元稹之寫鶯鶯的愛。其內容的深情綿邈和表達的婉轉曲折，使李商隱的愛情遊仙詩成為這類詩歌的極品。（原載《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