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详见上篇《一箫一剑平生意》）
2/“剑”中岂能没有“书”
从司马迁为游侠作传，到唐传奇中豪侠小说的崛起，这近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侠客形象发生了根本变化。本文从唐宋豪侠小说、清代侠义小说和20世纪武侠小说三个阶段尽量简单整理和描述武侠小说的发展过程。
01/唐宋豪侠小说
侠客行侠没有一定的规矩，所以世代文人对侠客形象也是千差万别，除了讲信用、重承诺、赴士之厄困的正面形象外，还有睚眦必报、藏命作奸、自掌生杀大权的负面形象。所以游侠诗篇都借助战火为游侠洗礼，让游侠回归文明社会。到唐代，小说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让侠客回归并取得读者的信任。或者“仗义”，或者“报恩”，这是唐宋传奇中侠客行侠的主要主题。
首先，侠客为“仗义”而行侠，有的是报私仇，不问曲直，这为后世武侠小说中冤冤相报用无了局的江湖厮杀电了基础；有的是赴他人厄难，“吾本无心，偶见不平事，义不容已”，这类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是后世武侠小说的主角。
其次，侠客为“报恩”行侠，这是唐代小说家发明的，与古侠的行为风貌已大不相同。像朱家、郭解是专门施恩而不图报，而报知己之恩的是刺客荆轲、聂政，这又与游侠无关。只是后世文人往往把两者混同，唐诗中的行侠诗篇往往也是报恩而不是仗义，比如“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轻生殉知己，非是为生某”。 而唐传奇中的侠客为报恩而行侠，也由于行侠不再出于公心，也不再分辨是非，变成为人办事，境界也不如从前了。
我们都认为侠客都有高超的武功，其实不是，古侠并不一定都会武功，那些武功高超的侠客都是小说家制造的。古侠结交，解缓急，赴厄困，重要的是“古道热肠”而不是“匹夫之勇”。到后来，侠客要以一己之力去为民除害、匡扶正义，必须要赋予他高超的本领，读者也希望侠客真的能平天下不平，于是诗人们开始强调侠客的武功：“少年学击剑，秒伎过曲城”；“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不然像荆轲那样有心而无力岂不令人唏嘘。
到唐代创作豪侠小说时，行侠必须有武功辅助的观念大致就定型了，作家们也不再局限于渲染行侠的效果，而是转而突出行侠的过程，各种技击、道术与药物的运用，引起唐代小说家的浓厚兴趣。而这，对武侠小说的进一步发展起很大作用。
02/清代的侠义小说
到清代，侠义小说真正成形。而公案小说、英雄传奇、风月传奇对清代侠义小说的影响是很大的。
公案小说对侠义小说最大的益处是，长篇小说的结构技巧。在唐宋及宋元，大部分行侠故事描写一人一事，比较短小，基本没有依稀类不想不连贯的行侠故事。但是，当公案小说专集大量印行后，启发了侠义小说家的长篇小说的结构技意识：用一个清官串起所有断狱故事，以保证小说的整体感和用一个名臣大官总领一切，使得四面八方的游侠不至于如一盘散沙，两者的结构意识是相似的。
比起公案小说，真正影响侠义小说发展的是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不仅仅指粗豪的侠客形象，更包括打斗场面的描写和行侠主题的表现。像唐宋的豪侠小说中打斗场面要不一笔带过，要不作暗场处理，而《水浒传》中把武打场面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表现结合起来，武中见“文”，武中见“人”。而“侠”的最大转变则是，英雄传奇里的英雄发迹之后率领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所以清代侠义小说中的侠客投靠清官，在《水浒传》中就埋下种子，又经过那么多英雄传奇的培育，也就可以理解了。
这里说下现代人都很羡慕的侠客，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他们的日子其实是很不好过的。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不会允许侠客与其争夺权威与民心；对这些“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的侠客，要不诛杀，要不收买，没有第三种选择。所以侠客追随清官除恶霸覃奸党，说是“义士”也好，“奴才”也好，都是基于这么一种现实的选择。
再说风月传奇，明清风月传奇的“脂粉味”，部分改变了侠女形象以及武侠小说的整体风格。先前的男侠女侠似乎都是无“性”无“情”，到侠义小说中男女侠客成婚，即使二人相互为“帮手”而不是“情侣”，但这也预示着注重言情的风月传奇对“粗豪”的武侠小说的渗透。
03/20世纪的武侠小说
到19世纪下半叶风行一时的侠义小说从此一蹶不振，一直到1923年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出版，武侠小说再度走红。武侠小说作为通俗艺术，主要满足城市公众消遣和娱乐的需要，所以整个20世纪，武侠小说一直受到文人作家和学者的排斥。而有才华的武侠小说家开始希望在小说中增加点耐人寻味的东西以提高作品的“档次”，具体做法就是增加小说的文化味道。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武侠小说对江湖世界、武术技击、佛道观念以及这三者所蕴含的文化味道的表现。
在武侠小说类型的演变中，《江湖奇侠传》最大的贡献是将立足点重新移到“江湖“上来，把立足点从朝廷移到江湖，不知是撇开了一个清官，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侠客做人的尊严和济世的责任以及行侠的胆识，令狐冲，杨过更受欢迎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那种不被朝廷束缚而显现的自由潇洒无所畏惧的“江湖气”。
而武侠小说很大成分要靠精彩的打斗场面吸引读者，从唐宋豪侠小说，到清代侠义小说，到20世纪武侠小说，一个突出的变化是作家越来越注意渲染侠客的打斗本领和打斗过程——不但要打赢还要打的好看。印象最深的还是金庸还是《天龙八部》少林寺那段。
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中最突出的“书卷气”无疑是将佛道观念内化在小说的整体构思和具体叙述中，比如《天龙八部》。另外20世纪的武侠小说除了增加文化味道外，主要是突出了小说情感色彩。“武”、“侠”、“情”可以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在之前的武侠小说里，侠客都不允许放纵自己的情欲，后来小说家借用古代雌雄剑的传说，使得儿女情“合法化”。男女侠客之所以成婚也是为了调和阴阳提高打斗能力，那儿女情依然没有得到肯定。再到后来男女侠客不再把对方仅仅看成打斗的帮手，而是情感的依托，由此才能生死与共，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也才有爱情失落后铭心刻骨的痛苦。这样的转变使得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更为丰满。
新派武侠小说基本上反对禁欲，而插入儿女情事悲欢离合都不难，难的是于情于理又合乎人物性格。比如金庸，不但善写“情之正”，而且善写“情之变”，表现更为复杂的人物心理，也更合乎现代读者的审美趣味。从总体趋势上，武侠小说家不再局限讲紧张曲折的故事，意识到“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笑傲江湖》后记）；“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因而更集中精力关注人物的命运和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