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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征，辞别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扫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谁都唱过这首鼓舞人心的曲词。
我从先生受业，始于一九三九年下学期旁听先生为高年级开的选修课唐诗。一年级时因为入学太晚，错过了先生为大一新生国文讲课的轮次，听早来的同学说，先生的《孟子·养气》章讲得棒极了，简直是像孟子本人在当堂宣讲，同学们听了都好像感染到那一股浩然之气，觉得心胸开豁，激发起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信与自豪感，使我十分敬佩。在唐诗班上，先生叫凡来听课的人，各写一篇学诗的过程，最好能附上几首自己写的旧诗习作，这样便于老师掌握学员的根底。我虽是旁听生，也按照先生的要求写好呈上，并未抱任何奢望。谁知不久便有老同学来通知，说罗先生对我交的作业很重视，想有机会见见我。于是我惊喜地约好时间，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同那位同学到城内大绿水河畔的习坎斋第一次拜见了先生。
师生初次见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当时不自觉地记起《论语》书中的几句话：“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先生根据我作业中提供的家乡籍贯和身世孤贫的材料，、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特别提到明末清初的王船山，教我今后一定要好好精读《船山遗书》，学习他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的关头，毫不灰心丧志，在万分艰苦环境里为未来复兴大业发愤著书的治学精神，并说了一句“中国将来的希望在湖南”这样的话。这些话当时我只认为是对一个湘籍学生的泛泛勉励之词，。当拜访结束告别时，先生特意交给我一篇用楷书写好的文章，原来是为我那些不成熟的习作《总角集》写的序文，主要内容是强调“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一传统原则。我双手接过，深深感谢先生对我这个旁听学生的如此关心和爱护。
大学三、四年级，进入专业学习，我除主修先生讲的“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第二、三期课程外，还选修或旁听了先生其他课，师生见面往来的机会就更多了。先生治学和讲学的态度，基本上是坚持孔子“古之学者为己”这一反求诸己的精神，他曾写过篇《论为己之学》的专题论文阐明这个观点，认为认真做学问的人，一定是专精好学，屏除利害得失的私心杂念尽力去做自己能做的、当做的事，这样他才不会感受到自我满足，永远自强不息。因此，先生的课堂教学就出现两个特点：第一是务实精神，对精神内容的叙述阐发极有分寸，从不逞才炫博。他不止一次声明自己不懂新诗和外国文学，强调学贵美身益世，反对哗众取宠，指出研究文学史的目的不是玩古董、赏化石、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彰往察来，从文学发展的规律中辨明当前文学应走的道路。比如有同学问新诗有无发展前途，先生的回答是：从东汉末年的五言诗兴起到唐诗的极盛，中间相隔几百年，如果当时有人看到某些“质木无文”的五言诗就问古诗写作有无前途，岂不太性急了吗？问题不在预卜新诗的有无出路，关键在于不断地写下去，由失败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成功的经验，自然会发展提高，水到渠成。当时又有同学抱怨没有一部比较完备高质量的文学史可读，先生做了这样的解释：这并不奇怪，因为条件还不成熟，我国文学发展的时间比任何国家都长，科学地整理文化遗产，近二十年才开始，大量的文学史料和作家作品还需要多做深入细致的研究鉴定工作，零件没有配齐，机器怎能安装好呢？这些工作正有待大家今后共同来做，如果老是坐着叫嚷，谁也不愿动手，想凭空写出一部完备高质量的文学史来，那是空想不切实际的。第二是尊重学生的独立思考，认真传授知识，不在课堂侈谈个人的思想和爱好，用片面的成见去干扰学生积极的思维活动。所以先生尽管笃好儒学、信仰，但在课堂上从不发表有关的见解，只根据不同课程内容的需要，给学生以扎扎实实的基础或专业知识，让他们像春雨中的植物顺应各自的特征而蓬勃成长。你以为他是抱自然主义的纯学术观点吗？并不，在先生讲课的内容中仍然是充满着光和热的，大一课堂讲《孟子》的效果就是明证。记得还有一次，在文学史研究班上讲到晋大诗人陶渊明的时候，先生忽然联系到香港某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酒鬼陶潜》，从来不生气的先生这时竟正颜厉色地加以申斥，语气十分严厉：“如何评论古人，代表着一个人的学养和道德品质，也是他对待祖国文化所持态度的表现，随意厚诬古人以突出自己，这只是表现他的无知、无耻，是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谁能说先生只是在客观地授业解惑呢？如果因此把先生看成是一个古典至上的国粹主义者，那你又错了。我们可以从先生叙述中国诗歌发展规律的独特见解得到反证。先生认为中国历史诗歌发展的规律，常常是以民间文学和外来影响为基础而起着循环交替作用的。在北方民歌基础上产生的《诗经》衰竭以后，是中原文化以外的南方“楚辞”代 兴。汉代楚声僵化，继起的又是以北朝为主的乐府民歌。当由乐府发展而来的文人五言诗在六朝末年腐化堕落时，挽救它的还是那来自朔方的清新刚健的北朝乐府。下至于唐诗、宋词、元曲，无不循此规律而推陈出新。那么晚清旧的封建文化凝固，向西方文学吸取新血液而重新振作，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了。这又何尝是盲目自大、顽固保守的国粹主义者所能有的见解呢？这些爱国和求实的教导，一直成为我多年来读书和教学的指南针。
到四年级准备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有意选定先生和膺中师两位做我的指导教师，尽管他们在思想、性格、学养和治学方法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我觉得两师也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爱国和求实的精神，在极端困苦的物质条件下，他们都能以火样的热情和踏实的工作担负起为祖国文化存亡继绝而战斗的神圣职责。经过两师长期的教育熏陶，我初步有了继承发扬祖国文化传统的使命感，并接受了彰往察来的学术观点，把为发展新文学而研究古典文学作为个人努力的方向。
一九四二年寒假期间，为了搜集论文材料和就近请教的方便，我到昆明市郊的龙头村短住，因为那儿有北大、 清华两校的书库，两位论文导师也都住在那里。我住在村子附近司家营的闻先生家，离罗师在村里的住宅约有二三里路，常常在两处来回地跑。在春节头天的下午，也就是旧历的除夕，我去先生家请求解答疑难，还未进村，远远望见先生和师母正站在村头的小坝上，看老乡们按照当地春节习俗老少齐聚做荡秋千的游戏，看得认真入神。回到先生的家，见他住的是一座狭长楼房的二楼房间，光线不很充足。书橱里简单陈列着几部世界书局出版的缩小影印本《十三经注疏》《四史》和《资治通鉴》之类，墙壁上还挂着一对洞箫或是长笛的管乐器，先生笑着说：“从北平逃难出来，所有家当全在这里了。”接着又说：“读书本来在精不在多，要能够实际受用才好。不然，读书不能实践，不能做出对社会有益的贡献，再多也等于文盲，甚至还不如文盲的少干坏事。”这番话，使我回想起先生在一次题为“我与《论语》”的学术讲演中介绍自己的治学经验，大意说他对这本部头不大的《论语》，有好些地方到今还没有读懂。这时我才理解那段话的真正含意，指的不是在文字意义上没有读懂，而是以即知即行的高标准要求自己，从字面了解而不能贯彻到对社会有益的实践去，就先生的观点来看，那就不算读懂，更算不了学问。这天晚上，先生留我同他全家共度国难中的异乡除夕，大家一边吃饺子，一边谈到沦陷了的故都（北平）好些往事和当前战局的发展，直到夜深才回司家营去。一九四三年冬天，我已到了重庆。旧历大年三十那天，刚好收到先生从昆明寄来的 《鸭池十讲》，这是新出版的先生旅居昆明期间所写的十篇讲稿。鸭池，原是昆明在元代的旧称。我在灯下一篇一篇细读，仿佛又回到先生身边，听到他那沉着恳挚的讲学声音，夜里怎么也睡不着，眼前不断浮现去年在先生家师生共度除夕的情景，随即吟成一首七律，次日寄与先生。诗云：
松林寒水认孤村，
立雪情深忆叩门。
树底秋千瞻异俗，
橱中坟典供盘飧。
故都离黍应萦梦，
南鄙烽烟合断魂。
又是一年将尽夜，
春风何日到王孙？
从一九四二年秋天离开母校，到一九四九年夏天在北碚师生重逢的七年多时间里，我与先生一直保持通信，经常向先生汇报自己的教学和思想情况，请教读书的疑难问题。每次都得到先生及时的回信指导，好像还在先生身边随时能领受耳提面命一样。有时得到嘉许，也受过一些批评。多亏这些书信不断地谆谆告诫，使我在风雨如晦的黎明前夕，没有失掉信心和迷失方向。可惜的是这几十封宝贵的书信连同那篇《总角集·序》的手稿，全部都在的抄家暴风雨中石沉大海了。
一九四九年夏天，先生由昆明来到重庆的勉仁文学院，刚放暑假，我就从南开中学赶往北碚去拜望，在缙云山下 的数帆楼附近先生的临时宿舍住了三天。家里只有先生和师母两人，二老的风尘之色还未完全褪尽，房间里的陈设和书籍比龙头村时更简单，书桌上似乎仅仅放着一部木刻大字本的《陶诗汇注》。一见陶诗，我不禁想起当年先生课堂申斥丑化古人的那种愠怒辞色，同时也记起龚定庵的一首咏陶绝句：
陶潜酷似卧龙豪，
万古浔阳松菊高。
莫信诗人竟平淡，
二分梁甫一分骚。
我想用来形容先生此时此地的心境，也多少有些近似吧。有一天夜里，师生灯下闲谈，还有几位朋友在座，先生忽然从书柜里拿出一件用白纸包扎完好的东西，像逗孩子似地问我：“你猜猜看，这是什么？我替你好好保存着啦！”乍一听我感到愕然，不知是怎么回事，拿到手拆开看时，原来是我一九四二年所写毕业论文的初稿，上面批满了先生的评改意见和补充材料，因为已有复本，我早把它忘掉。看到这份旧稿，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在座的朋友们也深为感动。要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学生多年前写的一篇极其幼稚的论文底稿，先生竟如此慎重地保存这许多年，而且在流转迁徙的生活中仍然带在身边，直到郑重地交还到学生手里，这种认真负责、尊重学生作业的典范行动，永远值得我铭感、学习。
一九四九年深秋，我带着南开高中毕业班到北碚参观，再次得到拜谒先生的机会。当时先生已病倒在一间用石头营造的冷清屋子里，光线更显得暗淡，只有师母陪着他。看上去比夏天瘦多了，但说话的精神还是那么从容坦荡。师母告诉我，，他用带泪的声音劝先生说：“一九四六年我们失去了先生，去年朱佩弦先生也离开了我们，如今先生又病着，可千万保重，我们再也经不起这样大的损失呵！”先生听罢微笑着向我说：“这孩子也忒傻气，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生命本来是从无到有，又从有归无，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他大概忘了庄子那句‘薪尽而火传’的寓言，只要有火种传下去，木柴难道真的化为乌有了吗？”这是我和先生最后的一面，最后一次听先生的教诲。在病情严重、生死弥留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泰然自若的精神状态，真正体现出了古人所谓“无终食之间违仁”的君子风度。是的，“薪尽火传”这一席话，正好作为先生留给我们的信念和遗愿。
一九五〇年初，重庆解放不久，先生在北碚病重逝世。，表明党和政府对先生终身尽瘁于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劳绩是高度评价和肯定的。
，北京出版社出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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