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消灭北齐，统一北方仅四年之后即为隋所取代。隋朝虽国祚短暂，统治仅37 年，但承前启后，影响深远。隋都大兴城位于关中平原中部，受其辐射影响， 关中地区隋代俑群迅即效仿东魏、北齐样式，进而取代西魏、北周的传统样式，表现出融汇统一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新样式，同时战国以来传统的木俑工艺得以恢复光大，形成隋朝崭新的风格特征。
据不完全统计，关中地区已发掘的隋墓达一百余座，主要集中于隋大兴城郊区。隋俑大多出自等级较高的墓葬，具有明确纪年。这些俑群大致沿袭了西晋以来形成的组合，按功能可分为镇墓、出行仪仗、侍仆舞乐和庖厨操作四组。综合隋代墓葬各组陶俑的样式及制作工艺的发展演变轨迹，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大致在隋文帝在位的开皇（581~600年）至仁寿（601~604 年）年间。尽管早在开皇二年（582 年）李和墓中已出现北周样式与北齐样式相掺杂的情况，但总体来说，开皇初年陶俑多为纯粹的北周样式，只是偶有新引进的北齐样式。直至开皇中期，北周和北齐两种样式并行的情况开始多见。进入开皇末期和仁寿年间，北周样式基本淡出，为北齐样式所替代。
镇墓俑包括镇墓兽和武士俑。北齐样式或有高大的门吏俑，完整者皆为一对。北周样式的镇墓兽作四肢匍匐状，背不带脊刺，如西安高新区开皇七年（587 年）刘恭墓出土的一对镇墓兽，皆作伏卧状，龇牙咧嘴，面目狰狞。其一抬首，顶生弯曲的双角，长18.5、高7.5 厘米（图一）；另一伏首，头颈鬃毛上竖，长20.5、高8厘米（图二）。北齐样式的镇墓兽作蹲坐状，一为人面，一为兽面，大致可分为两型。一型直接继承东魏、北齐，只是将背上所插脊刺减少至两根，如开皇九年（589 年）宋忻夫妇合葬墓，该墓陶俑是基本采用北齐样式较早的一例。其中人面者头顶生圆柱形小髻，高29 厘米（图三）；兽面者头顶贴塑双角，高31 厘米（图四）。另一型是在东魏、北齐样式影响下的本地新出样式，后背无脊刺，下部多不带薄底板，如开皇十二年（592 年）吕武墓，尚存两种样式的陶俑，但其镇墓兽已为新形制。其中人面者顶髻增大，作圆锥形；兽面者顶生双角，颈上鬣毛有的呈盘状凸出。北周样式的武士俑仅存端立的形制，皆身着铠甲，身躯敦厚矮壮，其一头戴尖顶兜鍪，另一头戴圆顶兜鍪，顶分三瓣，如开皇六年（586 年）侯子钦墓出土的两对武士俑，以上类型各出2 件，其中头戴三瓣圆顶兜鍪的一件高23.5 厘米（图五）；又如张夫妇合葬墓开皇九年随葬的一对武士俑形制相同，皆头戴尖顶兜鍪，高29 厘米（图六）。北齐样式的武士俑皆头戴平顶兜鍪，身着明光铠，身材高大壮硕。门吏俑身着大袖褒衣，外罩裆，身材修颀，仅见于李和墓和开皇十二年郁久闾可婆头墓，高达1 米（图七）。
出行仪仗类俑数量众多。前方导引的鞍马和牛车皆有所发现，木质牛车或已腐朽无存，仅存身躯肥壮、昂首站立的牛。常见随行的驮物马、载物骆驼。牵马、牵驼或引驾的人物俑亦有发现，但面相姿态缺乏显著特征，不见高鼻深目络腮胡的典型胡人形象。多见头戴小冠、风帽、笼冠等各种冠帽的男立俑，幞头俑开始出现，双手多中空握拳，推测手中原执有仪仗等物。骑马俑包括鼓吹骑马俑，头戴笼冠或风帽，分别握持不同乐器；甲骑具装俑，是骑士与马匹皆施铠甲的重装骑兵；还有一种头戴卷沿平顶帽、衣服上满缀摇叶的骑马俑，原为北齐晋阳地区所特有的样式，如西安长安区仁寿二年（602 年）长孙妻薛氏墓出土的一件骑马俑，后背缀摇叶，高25.1 厘米（图八）。骑马女俑在文帝末年开始出现。
仆舞乐俑数量很少，北周样式可见头梳双丫髻的侍女，个别墓葬发现男子伎乐俑孑遗，头戴小冠，跪坐演奏。北齐样式的女侍俑多头梳低平髻，或从中分为两瓣。
庖厨操作俑常见执箕、盆女俑，跪姿。常见鸡、狗、猪、马、牛、羊等家禽家畜，其中猪可见子母猪和卧猪两种形式。模型明器有井、仓、灶、磨、碓等。
隋代前期，北周样式和北齐样式的陶俑共存，多种风格掺杂在一起。从造型上来说，隋代前期北周样式的人物俑多为汉人装扮，或威武，或安详，一改北朝时期浓郁的胡气，姿态端正，面相多清瘦，体形大多匀称，也有部分颀长者，少见矮壮、臃肿者，较之北齐样式显得稍矮小，如张夫妇合葬墓开皇九年随葬的小冠俑（图九）、风帽俑（图一○、一一）、笼冠俑等，高约16 厘米，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北周样式人物俑的代表。北周样式的骑马俑身躯多直挺匀称，或有体形粗矮者，缺乏动态变化，马四蹄粗短，制作粗糙，缺乏生气。北齐样式的人物俑面相多清瘦，总体较之北周样式稍显高大颀长。男俑也有圆脸盘者，体形以匀称或修长为主，偶有明显受北周样式影响的臃肿者，如宋忻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一批小冠俑、风帽俑、笼冠俑，高约20 厘米。女俑面目清秀，溜肩瘦削，如长孙妻薛氏墓出土的女立俑，高19 厘米（图一二）。北齐样式的骑马俑动态明显，马的造型给人以匀停厚壮之感。
从工艺上来说，两种样式皆使用了彩绘工艺，彩绘尚不够细致。北周样式以大量使用单模工艺为特征，除镇墓兽、武士俑以外，人物俑多为实心，背部扁平，制作较粗糙。北齐样式则完全使用了合模工艺，人物俑为空心，俑头与俑身分体制作，头颈内包铁芯，插于体腔内，做工较精致。从胎质来说，北周样式的陶俑以灰陶为主，北齐样式则以红陶为主。
二
大致从隋炀帝大业（605~618 年）年间开始，北周样式陶俑已基本消亡，在以北齐样式为主的基础上，萌生出隋代特有的新样式。
镇墓兽沿袭前期北齐样式一作人面、一作兽面的形式，变化不大。其中直接继承北齐的镇墓兽依然盛行，受北齐样式影响的本地新样式也仍有延续。大业元年（605 年）李裕墓出土的一对镇墓兽，与前述吕武墓所出同属于后者，其中人面者，高22.6 厘米（图一三），兽面者，高20.4 厘米（图一四）。武士俑头上所戴的兜鍪与前期一样低平，动作依然是一手按盾，一手在体侧握拳，但明光铠有的出现了纵束甲绊，身形壮实且增高，两武士的面目塑造和刻画不再完全雷同，出现细微变化，如西安长安区大业十二年（616 年）韦裔墓出土的一对武士俑，皆彩绘描金，一件画出络腮胡，高37 厘米（图一五），另一件则塑出胡须。完全承袭北齐样式的门吏俑已消失不见。
前方导引的鞍马和牛车持续有发现，牛耳、牛角和牛尾多有圆孔，原应插接其他材质构件，牛车亦腐朽不存。随行的驮物马、载物骆驼仍常见，只是在张夫妇合葬墓大业三年（607 年）随葬的俑群中，驼囊上新出现模塑有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及希腊罗马建筑的图像。（图一六、一七）牵马、牵驼或引驾的人物俑虽姿态仍不明显，但出现极个别蓄络腮胡的胡人。头戴小冠、风帽、笼冠、幞头等各种冠帽的男立俑依然流行，手中持握的仪仗等物亦不存。鼓吹骑马俑、甲骑具装俑继续流行，日常出行的骑马俑比前期增加。除了头戴幞头骑马男俑之外，还新出现了顶髻平齐、上有圆孔的骑马女俑，原或配有其他质地的笠帽。那种身着缀摇叶服饰的骑马男俑至大业初年或有孑遗，随即便不见踪迹。
侍仆舞乐俑中女俑的数量有所增加，新出现了女子舞蹈、伎乐俑，如韦裔墓出土的两件女舞俑，头梳宽博的双髻，身着广袖衫，下着长裥裙，相向翩翩起舞，舞姿优雅（图一八）；同出的9 件伎乐女俑，跪坐在地，发髻宽博，略低平，眉清目秀，演奏排箫、琵琶、筚篥等乐器，其中一件演奏琵琶的女俑彩绘保存尚可，凤眼柳眉，妆容姣好，表情含蓄，高16.8 厘米（图一九）。
庖厨操作俑样式变化不大。
在北周和北齐两种样式融合的基础上，隋代后期陶俑终于初步形成自己的风格。从造型上来看，隋代后期陶俑大致是对北齐样式的继承和发展，其中吸收了北周系统造型平实的特点。隋俑形体上比较写实，不似东魏、北齐那般修长夸张。隋后期男俑仪态比较端庄平和，身形多匀称或较修长，这从李裕墓出土的一件笼冠俑可以窥知（图二〇）。，时代大约在开皇末年至大业初年。该墓出土的陶俑体现了北周、北齐两种样式在关中融合以后的风采，如该墓出土的一件鼓吹骑马俑，骑者身躯直挺，双手屈举，作击鼓状，姿态开始生动起来，马保持四蹄站立，匀停厚壮（图二一）。载物骆驼多作昂首站立状，造型厚重结实， 比例较匀称， 如韦裔墓出土的一件背上载毡帐支架和驮囊的骆驼，高40.7 厘米（图二二）。这一时期女俑多梳宽博低平的发髻，面相典雅清丽，身着窄袖襦，下着曳地长裥裙，肩披帔帛，身材苗条修长。
从工艺上来说，此时期陶俑塑造较前期略精致，彩绘装饰也更华丽，同时新出少量使用传统木俑工艺的着衣式陶俑，主要为头梳低平髻的女俑，如西安长安区大业二年（606 年）柴恽墓出土的无臂女俑，下着红白相间高腰长袴，足蹬短靴，体态修长，臂根部有圆孔，原或装木臂，外着丝织衣物已不存，高25.6 厘米（图二三）。此时期也出土有作跪坐姿势的无臂女俑，与上述侍立女俑工艺相同。此外，张夫妇合葬墓大业三年随葬有仅存头部的女俑。女俑梳宽博低平的发髻，或中分为二，面相清秀，发髻残存金箔装饰，高8.3 厘米。头下皆呈圆锥形，内带铁芯，原应插于木质体腔内，或外穿华丽的丝绸服装（图二四）。在大业四年（608 年）李静训墓中还发现有木马遗迹。
三
隋文帝承北周基业，立国之初，“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南齐）王俭礼”，颁行天下，继而于开皇九年灭陈，南北复归一统后，“命牛弘、辛彦之等采梁及北齐仪注，以为五礼云”。故史学巨擘陈寅恪指出：“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墓葬是丧礼的主要物质载体，随葬陶俑作为文物典章一个小的组成部分，却形象地反映出隋代礼仪制度统合演进的历程。隋朝立国之初，关中地区随葬陶俑迅即采用东魏、北齐样式，扬弃原有的西魏、北周样式，正是基于隋朝礼仪制度的导向。
东魏、，至于陶俑的造型风格和细部刻画，两地并不完全相同。邺城附近地区的陶俑塑工较细致，面相较清秀，比例较匀称。晋阳附近地区的陶俑塑工远逊于邺城附近的出土品，俑的面相浑圆，体形显得臃肿，不够美观。隋代关中东魏、北齐样式的陶俑形制和制作工艺都模自邺城。特别是蹲坐式的镇墓兽、持盾而立的武士俑，许多细节都与邺城地区出土物神似，就连制作工艺方面也几乎照搬，如人物俑颈下常见使用铁芯连接，风帽俑较为特殊地采用头身一体式合模制作，这些都符合邺城地区的工艺特点，而与晋阳地区不同。仅个别头戴卷沿平顶帽、衣服缀满摇叶的骑马俑造型来自晋阳地区。《隋史》载：“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相州）州郭。”但从出土陶俑来看，并非尽然如此。关中隋俑与直接继承东魏、北齐邺都衣钵的相州（今安阳）隋俑多所相似，当有该地区“技巧”工匠的参与。可能在迁居“衣冠士人”入关的同时，亦有一些“技巧”之家随之迁入关内。
在大业年间新出现了女子舞蹈、伎乐俑，与文帝“不好声技”而炀帝时“异技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的情况相符。同样在大业年间，魏晋迄北朝长期湮没无闻的木俑工艺与陶俑工艺相结合而得以复兴。此种身着丝织衣物的俑比之普通陶俑更为鲜丽，在“戒奢崇俭”的隋文帝时期未见，而在“帝时侈靡，声色滋甚”的大业年间出现似乎不是偶然。
统观全国范围隋墓所出的陶俑，关中与关东地区交界地带一些隋初的陶俑还保持着北周样式，如开皇三年（583 年）河南陕县刘伟夫妇墓陶俑，但很快也为北齐样式所取代；原属北齐统治地区的河南、山西、山东、河北等省所出的陶俑依旧延续了北齐样式，并有所发展，如开皇十五年（595 年）安阳张盛墓出土有立于覆莲座上拄持仪刀的门吏瓷俑和甲胄武士瓷俑，还有手执香薰的僧人陶俑，造型、质地罕见，显示出受到文化的影响；原属南朝统治地区的安徽合肥、江苏茅山隋墓所出陶俑，明显受到了北齐样式的影响，还出现了特有的人面鸟身的“千秋”“万岁”形象；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除北方常见的陶俑外，还出土有身着袍服的兽首人身十二生肖俑，如武汉周家大湾241 号隋墓、湖南湘阴大业六年墓等处都有发现，该地区陶俑衣纹和面目采用刻画方式，与北方地区使用彩绘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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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全民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原文刊于：《文物》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