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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来，
真通天人之故者，
船山一人而已。
——谭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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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五千年的灿烂历史中，留下了无数思想家的足迹，他们有的在治世布道天下，流芳百世；有的在乱世特立独行，终成一家。而唯独那些处在治乱交替、王朝更迭时期的思想家，需要承受更多的苦难。
船山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历经世事沧桑、饱受人间苦难的伟大思想家。船山先生名作王夫之，字而农，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七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
他跨越了明清两个朝代，亲眼目睹了明王朝一点一点没落乃至消失，作为一个典型的儒士，他一生都没有向清王朝妥协。
生逢明清鼎革之际，船山先生为了恢复明朝江山奔走呼号，聚集义兵，，，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光复大明，然而一切都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船山故居
在备遭艰辛磨难，看透救世无望之后，船山转身投向中国传统文化，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精神和信念，在及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下，坚持读书、著书立说，收获了人世间难以想像的伟大成就。
，只剩下传统文化一点可能的生机。所以船山要把自己活埋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忘却得失，忘却利害，忘却荣辱，忘却黑白，忘却生死，甚至已经忘却了此身还是不是自己。
船山独秉孤灯，隔绝外世，读《十三经》、二十一史、朱熹和张栻等遗书，玩索研究。无论风雨晦暝，即使在身体羸弱、重病难支的情况下，仍然一如既往。
“虽饥寒交迫，生日当前而不变”。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成为船山唯一的精神支柱，既然不能在政治上拯救这个民族，那么就要在文化上唤起人们的自觉，这是船山的信念。
千古英雄一泪，只在琵琶声里。船山的人生轨迹充满了不可估量的苦难，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师友、亲人，相继含恨离世，上天独留他在世间忍受着痛苦，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现实的拯救既然无望，只能付诸理论的拯救。
多情自昔，阅桑田沧海重重。有吴市洞箫孤奏，碧天吹落晴空。迟暮之年的船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憔悴地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他奋斗到了最后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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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形成了船山独特的思想。他继承了儒家的部分思想又将它们加以总结概括阐发，诸如道与器的辩证关系。
《易经》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就是现实的实物，不用抽象思维就可以把握得到的，而道需要理性和抽象思维才能把握。
宋代以来的学者对道器关系的把握仅停留在理性和感性的层面，没有把这个问题同国家和文化紧密的联系起来。
，，。
船山从明朝的覆灭得出结论，，就一定可以逐步复兴，只要保住江山，就不愁中华文明不能长久的持续和发展下去。因此提出只要有了器，道就一定可以运行的观点。
船山在《周易外传》中说：“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人类能言之。虽然，苟有其器矣，岂患无道哉。”
他认为，没有现实的实物，道理就没有地方附着。器是用来承载道的，就像水一定要盛在杯子里或者其他器皿中，然后才方便饮用一样。没有虚悬在半空中或者假设在思想里的空洞之道。只要有器在，不愁道的运行。
此外，关于一个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价值，船山也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正如司马迁所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有的人流芳百世，有的人遗臭万年。
船山在《读通鉴论》中说：“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而有差等焉。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
船山认为，历史的罪人也是有差等的，有的人是一时的罪人，也有的人是一个朝代的罪人，还有的人则是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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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义之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一人之正义，就是对当下的君王效忠；一时之大义，；古今之通义，就是中国民族长远的根本利益谋划。
船山的人格和气节坚如磐石，连当时万峰寺的长老都宣称：“不愿成佛，愿见船山。”可见船山的人格魅力。
站在历史的岔路口，船山踽踽独行，步伐坚定，眼望苍天，苍天无言，俯瞰大地，大地无声。国破家亡，身世飘零，人生最痛苦最不幸的事情，船山都经历了。
在弥留之际，船山给自己写下了这样的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不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想要效仿历史上的忠良以身殉国而没有达成，希望在历代大儒的基础上传承浩瀚的华夏文化也没有做得尽如人意（自谦之词），幸运的是保全了自己属于明王朝的身体，满怀悲情和哀怨活完了这一生。
自此，船山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
船山一生著述宏富，内容涉及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民俗等各个方面，不下千余万字，留给后世丰富的精神财富。
今日今时再读船山，敬佩其高尚卓绝的人格气节以及坚如磐石的治学精神，后世思之，不觉羞愧难当。
文 / 武道道